[愛墾研創]彼得・柏克: 群體經驗的知識

[愛墾研創]彼得・柏克: 群體經驗的知識

英國文化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兩卷本中，試圖突破傳統思想史將「知識」主要等同於哲學思想、科學理論與經典著作的狹義理解，轉而追問：知識是由誰生產的？透過哪些制度與媒介被保存、分類與傳播？又是哪些社會群體決定什麼可以被稱為「知識」？

第一卷《從古騰堡到狄德羅》（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2000）以印刷術興起至《百科全書》出版為主要時段；第二卷《從〈百科全書〉到 Wikipedia》（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2012）則將視野延伸至現代知識社會。

柏克採取的是一種「知識的社會史」或「知識的社會文化史」取徑，關注的不只是偉大的思想家與科學家，也包括大學、教會、學院、城市、國家、市場、出版業以及各種知識生產者與使用者。換言之，他關心的不是「知識有哪些」，而是知識如何成為知識。

重新評估過去知識史容易忽略的「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傳統思想史往往以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及大學教授為主要研究對象，因而容易將知識理解為書本中的抽象理論。近代歐洲社會的運作，其實同樣依賴大量來自工匠、航海者、商人、農民、家庭照護者等群體的經驗性知識。

知識史若只研究書本與學院，便可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許多所謂「高級理論知識」的形成，其實與長期累積的實作經驗存在密切關係。

一、知識不只有「理論知識」，也包括大量「實用知識」

柏克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重新評估過去知識史容易忽略的「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傳統思想史往往以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及大學教授為主要研究對象，因而容易將知識理解為書本中的抽象理論。近代歐洲社會的運作，其實同樣依賴大量來自工匠、航海者、商人、農民、家庭照護者等群體的經驗性知識。

例如，工匠所掌握的金屬加工、機械操作、測量與製造技術，水手所累積的航海、天候與地理經驗，以及農民對土壤、季節與氣候變化的觀察，都是高度依賴長期實踐所形成的知識。這些知識未必以抽象定律的形式存在，卻能直接解決生產與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知識史若只研究書本與學院，便可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許多所謂「高級理論知識」的形成，其實與長期累積的實作經驗存在密切關係。

這也使我們可以重新理解「科學革命」。近代科學並非完全由少數天才學者在書齋中獨立創造，而是在學者的數學與理論知識、工匠的製造技術、航海者的經驗、測量技術以及各種實驗實踐之間，形成複雜的互動。實用知識未必直接「變成」科學理論，但它可以提供觀察材料、技術條件、問題意識與操作能力，使新的科學知識得以形成。

更精確地說，柏克所揭示的是：近代知識的形成，是不同知識類型、不同社會群體與不同制度彼此交流、轉譯與重新組織的結果。

二、被忽略的「邊緣知識」也應重新進入知識史

進一步而言，柏克的研究也具有「知識民主化」的意義。所謂知識民主化，並不是主張所有知識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可靠性，而是要求我們反省：為什麼某些人的經驗可以被記錄為「知識」，另一些人的經驗卻長期被視為無足輕重？

例如，家庭中的醫療經驗、食物保存、育兒、植物利用，以及農民對地方環境的觀察，往往透過口傳、示範與日常實踐傳承，而不像學院知識那樣被寫入正式論文或教科書。，它們容易在傳統知識史中「消失」。

這些知識具有一個重要特徵：它們往往是高度情境化、依賴經驗與操作的知識。其價值不一定體現在抽象理論的精確性，而在於能否有效處理特定環境中的問題。換言之，知識不只存在於書本，也存在於人的身體、技藝、工作流程與社會習慣之中。

研究工匠、水手、農民或家庭照護者的知識，並不是單純「替弱勢群體發聲」，而是重新界定「知識」本身的範圍。

三、知識的形成同時涉及「定義權」與制度權力

若進一步追問「哪些知識最終能夠被社會承認」，便會發現，知識不只是「真實資訊的累積」，還涉及分類、認證與制度化的過程。

在不同歷史時期，教會、大學、學院、國家、出版商與專業團體，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篩選能力。他們不僅生產知識，也決定哪些資訊值得被保存、哪些人具有發言資格，以及哪些說法可以進入正式的知識體系。

同一種經驗可能說話的人、使用的語言、所處的制度與獲得的社會認可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知識地位。例如，民間醫療經驗可能長期存在於地方社會，但當醫療逐漸專業化與制度化之後，哪些治療方式可以被視為「正統醫學」，便開始受到醫學教育、專業資格與國家制度的規範。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簡化為「學院知識都是科學，民間知識都是迷信」，也不能反過來認為「民間知識都是真理，只是受到精英壓迫」。柏克更重要的啟示是：我們應該研究知識如何經過選擇、分類、認證與制度化，最後取得不同的社會地位。

換言之，問題不只是「什麼是真的」，還包括「誰有資格定義什麼是真的」。

四、知識的轉型：從地方經驗到公共知識

近代早期歐洲的重要變化，正在於原本分散於不同職業與地方社群中的知識，逐漸被蒐集、記錄、分類、比較並納入更大的知識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印刷術、百科全書、學會、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與大學等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使原本依靠口傳、師徒制或地方經驗保存的資訊，得以跨越地域與世代進行傳播。

知識的現代化並不只是「知道得更多」，也是知識組織方式的改變：從個人經驗走向文本化，從地方性走向跨地域交流，從零散技藝走向分類與標準化，最後再進入專業制度。
柏克提醒我們，知識史不能只寫「誰發明了什麼」，還必須追問：這項知識是如何被蒐集、驗證、分類、傳播與制度化的？又有哪些知識在這個過程中被排除、遺忘甚至消失？

五、結論：從「知識的內容」轉向「知識的社會生命」

總而言之，柏克《知識社會史》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把工匠、水手、農民等非精英群體帶進知識史，更在於改變了我們理解知識的方式。

知識並非只存在於偉大思想家的著作或科學家的理論之中，而是分布於社會不同群體的實踐、經驗、技藝與制度之中。知識的形成也不是單純「發現真理」的過程，而同時涉及生產、選擇、分類、記錄、傳播、認證與遺忘。

柏克所提供的視角，是將「知識」放回社會之中理解：一方面，理論知識與實用知識彼此互動；另一方面，不同群體與制度又不斷爭奪知識的定義權與合法性。

要以一句話概括柏克的知識史觀，可以說：我們不只要問「人類知道了什麼」，更要問「誰知道、誰記錄、誰傳播、誰認可，以及誰的知識被遺忘」。

這使知識史從「偉大思想家的思想史」，轉向對知識整體社會生命的考察；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柏克重新拓展了「什麼可以成為知識史研究對象」的邊界。

砂拉越高等教育影响力·地方醫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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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Virunga 2 hours ago: [愛墾研創]碎片化的「審醜共謀」：短影音解說如何成為《牛來》逆火效應的寄生與催化劑

在當代媒介生態中，一部文化作品的命運往往不再由其自身的文本品質決定，而是取決於它如何被「再媒介化」（Remediation）。2026年夏季中國動畫電影《牛來》的票房逆襲，表面上是一場群眾的「逆火狂歡」，其背後最核心的推手，正是近年席捲全球的「短影音電影解說」這一獨特媒介形式。

短影音解說以其「高效、毒舌、奇觀化」的特點，與《牛來》的極致粗糙產生了天然的寄生關係。它不僅精準地激活了網路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更將傳統的電影批判，徹底重塑為一場高變現率的數位審醜運動。

一、文本的「去脈絡重組」與審醜奇觀的提煉

傳統的電影評論依賴於完整的觀影體驗，要求評論者在影院的黑暗中沉浸兩小時，再撰寫邏輯嚴密的文章。這種形式本質上是理性的、勸退的。然而，短影音解說的媒介特性是「碎片化」與「去脈絡化」。

缺點轉化為亮點：對於一部正常電影，短影音解說往往會破壞劇情的懸念；但對於《牛來》這種3D建模穿模、動作生硬、台詞尷尬的「技術災難」，短影音解說卻能如獲至寶。

奇觀的精準提煉：解說創作者透過三到五分鐘的精剪，將原片中拉垮的幾十個畫面集中放大，配上「注意看，這個男人叫小帥」的機械配音與尖銳的毒舌金句。這種媒介重組，將原本枯燥、令人難耐的「長片折磨」，提煉成了高純度、極具娛樂性的「審醜奇觀」。

主流精英越是試圖透過長篇大論警告觀眾「這是一部浪費時間的劣作」，短影音解說就越是能利用這些負評作為佐證，將其包裝成「影史罕見的發瘋現場」。逆火效應在此處完成了第一步轉化：理性批判的警告，變成了短影音裡最誘人的娛樂誘餌。

二、「速食文化」下的情緒投餵與反向獵奇

短影音解說的底層邏輯是「情緒經濟」。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受眾滑短影音並非為了尋求深刻的啟發，而是為了獲得即時的情緒宣洩。《牛來》的出現，完美填補了當代網民對「集體吐槽」的情緒缺口。

當無數個「X分鐘看爛片」的解說影片在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瘋狂洗版，受眾在「回音室效應」中被反覆投餵同類情緒。此時，逆火效應的心理機制開始全面支配受眾：

短影音解說雖然在「罵」這部電影，但其高亢的情緒、誇張的用詞，反而無限放大了這部電影的「特殊性」。受眾在觀看了數十個解說片段後，會產生一種媒介異化感：「短影音都把它罵得這麼搞笑了，原片到底能荒謬到什麼地步？」

這種由短影音解說製造的「反向安利」，成功將原本屬於線上免費的「吐槽文化」，轉化為線下實體影院的「打卡行為」。受眾走進影院，不是為了去鑑賞一部電影，而是為了去「驗證」短影音解說裡的荒謬是否屬實。短影音媒介在此處，成功將一部電影的負面資產，盤活成了最具吸引力的文化地標。

三、寄生與反哺：短影音生態與電影票房的利益共謀

《牛來》現象揭示了短影音解說與劣質個體創作者之間一種病態但高效的「互利共生」關係。在傳統模式下，電影若口碑崩塌，製片方與發行方將面臨毀滅性打擊。但在短影音媒介時代，這種邏輯被徹底顛覆：

解說創作者的「流量套利」：創作者透過吐槽《牛來》獲得百萬播放量，賺取平台的分成與廣告收益。

製片方的「黑紅變現」：電影方雖然承受了鋪天蓋地的惡名，但短影音解說實際上為其完成了最大規模的「免費宣發」。全網的嘲諷轉化為千萬元的實體票房。

這是一種後現代的文化諷刺：主流文化界越是呼籲抵制低劣創作，短影音解說就越是需要這樣的「劣質燃料」來維持自身的流量運作。兩者在逆火效應的迷霧中翩翩起舞，將嚴肅的藝術探討邊緣化，共同推高了數位審醜的商業天花板。

結語：被短影音解說「綁架」的未來電影

《牛來》與短影音解說的完美契合，是當代文化評論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它宣告了傳統「以質取勝」的電影評價體系在碎片化媒介面前的局部失靈。

當短影音解說成功利用逆火效應，將一部「爛片」塑造成一個利潤豐厚的文化盲盒時，未來的影視創作正面臨被短影音「反向綁架」的風險。創作者可能會發現，與其花費巨資打磨劇本，不如故意製造一些漏洞百出、極具穿模奇觀的畫面，以便在上映時能精準餵養給短影音解說創作者，從而在全網的「唾棄與逆火」中賺得盆滿缽滿。這場媒介共謀的狂歡過後，留給嚴肅影視產業的，恐怕將是更漫長的寒冬。

Comment by Virunga yesterday: 政治人物對你「客製化拉票」？「AI輔選」如何成為選舉投票新日常

如今，近9成的競選團隊每天都使用AI來迎戰選舉。AI工具如何幫他們分析選民想法、製作競選素材？當你接到的拜票電話、政治人物社群發文都出自AI，當候選人對民意的預測都直接由AI生成，信任還存在嗎？

在美國，隨著11月期中選舉和2028總統大選逐漸迫近，政黨候選人和助選策略機構們發現，不運用AI可能就會遠遠落後。

如今，即使是長期對AI工具持謹慎態度的人，也已經迅速將其納入日常工作，用於分析選民數據、製作競選素材，以及撰寫針對不同選民的客製化訊息。

競選，怎麼結合AI？

科技顧問公司Anchor Change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7%的競選團隊或外部策略顧問「每天」都在工作中使用AI。

這股熱潮甚至催生了一個線上資料庫，讓數百位策略師彼此分享近百種AI工具。例如利用ChatGPT，就能輕易將一份政策簡報轉化為一週的社群媒體貼文。

導入AI也讓許多團隊大幅降低了傳統成本。加州第11選區民主黨候選人查克拉巴蒂（Saikat Chakrabarti）的團隊，僅靠三名工作人員編寫的AI工具，就幾乎取代了所有原本需要付費的拉票App和拜票電話系統。

致力於為進步派團體推廣新科技的組織Higher Ground Institute執行董事蓋奇（Kate Gage）指出，這些工具徹底改變了政治組織方式，「過去競選團隊擁有龐大數據卻無法有效分析，現在AI讓競選活動能更快地進行深入研究。」

「基本上我現在全部精力都花在怎麼讓競選團隊搞懂『到底可以把AI用在哪裡？』，」蓋奇直言。

政治團體「搖擺左翼」（Swing Left）就是數據分析的實踐者。他們會將選民的談話內容紀錄在手機App中並進行言論分析，藉此調整競選訊息，以爭取搖擺選民。

例如當他們在選民邦德（Alex Bond）家門口詢問他最關心的議題時，他提到了油價、稅收和AI資料中心，這些內容都會立刻被轉化為可分析的資料，「每個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個數據點，」搖擺左翼的專案經理卡普（Violet Kopp）表示。

AI輔選的兩難

人工智慧倡議者認為，接下來的選舉是最佳試驗場，能為競選團隊帶來進步。

但候選人卻面臨一種矛盾：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AI帶來的好處，卻又不想捲入選民對AI的反感泥沼之中。

民調顯示，有55%的美國成年人認為AI帶來的壞處大於好處。民眾普遍擔憂AI對失業、環境與兒童的影響。

「這是一種政治包袱，」共和黨策略師威爾森（Eric Wilson）坦言，如果選民不喜歡AI，肯定也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正在用AI寫郵件或剪影片，「所以你不會看到有團隊大肆宣揚這一點，雖然大家都在這樣做。」

除了形象包袱，AI融入競選也引發學界對民主根基的擔憂。

《製造共識》作者、匹茲堡大學教授伍利（Samuel Woolley）與其團隊警告，AI可能取代民選官員與選民之間的真實溝通。

當競選團隊依賴AI來自動撥號、分析甚至預測選民意見時，將嚴重損害雙方關係，「數字遠遠不能取代人，這類分析方法無法捕捉人們在形成明確意見前，彼此交流所產生的觀點。」

學者更擔憂，掌握AI技術的人將變得更加強大，甚至可能利用這些資源瓦解民主。

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一項由40名研究人員組成的國際研究表明，語言模型Claude比人類說服者更有說服力——無論是真實情況還是欺騙情況。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往往能表現出比人類更高的信念感。

儘管爭議不斷，但AI的強大效益已讓人難以回頭。

威爾森承認，將AI納入競選策略確實讓一些人感到不安，「我發表演講時，肯定有人會問這在道德上站不站得住腳？這當然是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但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贏得選舉。」

（資料來源：NYT, Brookings, Guardian, Kings College; 編譯田孟心天下 Web only; 發布時間：202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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