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一首日本俳句,想到想象中的普羅旺斯,都德的普羅萬斯,我成為了大自然的圓心。宇宙因為我而聚焦。
我看見任何一張田園明信片,根本就不是普羅旺斯,可是我可能想到的,還是都德在《磨坊札記》中所寫的普羅旺斯。那時刻,我雖然身在企業環境中,禪意離我不遠。好像隨時就可以覺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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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楊薇 1 hour ago

[愛墾研創·嫣然]皺褶、對焦與靈光:在計算美學之外重構文化濾鏡

在數位文明的高度成熟期,我們進入了一個「先驗視覺」的時代。當你舉起手機對準一片風景,在快門按下之前,算法早已為你完成了一場關於「美」的投票。手機濾鏡追求的是極致的「好看」——這是一種基於大數據、去瑕疵化、符合生理愉悅的視覺共識。然而,當我們回望人文傳統,會發現另一種更為幽深、複雜的對焦方式:那便是「文化濾鏡」。

文化濾鏡追求的不是感官的平滑,而是「意義」的皺褶。在閱讀、欣賞與接受理論的交織中,我們獲得了不同的對焦能力,在那些難以預期的瞬間,捕捉到消逝中的「靈光」。
一、 計算美學的平庸:被抹平的視覺皺褶

現代手機攝影的本質是「計算」。如前所述,當傳感器捕捉到光線,AI 引擎便開始進行語義分割、多幀降噪與色彩優化。這套邏輯的終點是「好看」:膚色必須紅潤,天空必須湛藍,暗部必須有細節。

這是一種消滅「皺褶」的過程。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哲學中,「皺褶」象徵著事物內部的複雜性與差異性。然而,手機算法傾向於將一切異質性平滑化。它預設了一種全球通用的美學參數,將納西瑟斯那種孤傲的、帶有悲劇色彩的倒影,修飾成一張張充滿商業質感的社交名片。在追求「好看」的過程中,我們實際上是將世界的豐富性「格式化」了。當每一處風景都成了「網紅打卡點」的複製品,影像便失去了解釋的空間,只剩下感官的即時消費。
Comment by 楊薇 3 hours ago

二、文化濾鏡的對焦:閱讀作為一種深度感知

與手機濾鏡的自動優化不同,文化濾鏡需要主體的介入與積累。這是一種「對焦」的練習。

當我們讀過華茲華斯的《水仙》,我們看見的就不再只是 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黃水仙)的植物學實體。詩人的文字如同一片透鏡,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對焦平面」。在華茲華斯的筆下,水仙不是為了被看見而存在,它們是「連綿不斷,如星辰在銀河閃爍」。這種視角將微觀的植物拉升至宏觀的宇宙秩序,讓我們在凝視花朵時,焦距在「孤獨」與「共融」之間反覆切換。

這種對焦是帶有「皺褶」的。它要求我們在看見美的同時,看見美背後的哀傷、歷史與生命力。文化濾鏡不承諾讓你感到愉悅,它承諾的是讓你感受到「真實的重量」。正如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所強調的,讀者的「期待視野」決定了文本的意義。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累的人,其眼中的濾鏡是多層次的:他在斷壁殘垣中看到文明的興衰,在平凡草木中看到物哀的流轉。這種對焦能力,讓平庸的現實世界產生了深度。

三、難以預期的靈光:本雅明的技術鄉愁

瓦爾特·本雅明曾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哀悼「靈光」(Aura)的消逝。所謂靈光,是藝術品那種「獨一無二、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本真感。

在手機濾鏡的時代,靈光似乎徹底熄滅了。因為算法追求的是「可預期性」——你按下按鈕,必然得到一張色彩完美的照片。然而,真正的文化體驗追求的是「難以預期」。

當我們在林間漫步,不期然想起華茲華斯的詩句,那一刻,眼前的花海與千年前的詩意發生了共振。這種跨越時空的「觸電感」,就是靈光的閃現。它不在於畫質多麼清晰,而在於那一刻你與世界建立了一種不可複製的連結。這種連結無法被預設在算法裡,它只能發生在「文化濾鏡」與「偶然現場」碰撞的火花中。

手機濾鏡試圖留住美,結果卻留下了美的標本;文化濾鏡則允許美像靈光一樣轉瞬即逝,卻在我們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的迴響。

四、林中的廣場:海德格爾與視覺的澄明

海德格爾在探討真理時提出過「林中空地」(Lichtung,又譯為「林中空地」)的概念。在繁茂密林的遮蔽中,突然出現的一片敞開的、光線傾瀉而下的空地。

現代技術(如智能手機)就像是強力的探照燈,試圖照亮森林的每一個角落,消滅一切陰影,讓一切事物都「擺在面前」供人使用。但海德格爾提醒我們,真理往往隱藏在「遮蔽」與「去遮蔽」的動態過程中。

文化濾鏡的作用,並非要把一切都照得通透,而是教我們如何欣賞「陰影」。閱讀給予我們的,正是這種在林間尋找空地的智慧。當我們透過文學、歷史、藝術的濾鏡去觀看世界,我們不再追求那種「計算出來的完美」,而是學會在斑駁的光影中,等待那一刻的「澄明」。

在手機按下快門前的千分之一秒,晶片已經做好了決定;但在我們走入文化森林的長途跋涉中,我們才學會了如何不去做決定,而是讓意義自己浮現。

五、 結語:在濾鏡交織中重獲詩意

我們無法逃離技術,也無須排斥手機帶來的視覺便利。然而,我們必須警惕那種「唯好看論」的單一濾鏡。

如果說手機濾鏡是「向外的美化」,試圖說服他人;那麼文化濾鏡就是「向內的深化」,試圖安放自己。前者讓我們獲得社交的點讚,後者讓我們獲得靈魂的慰藉。

「文化也是一種濾鏡」,這不應是一聲無奈的嘆息,而應是一份莊嚴的領悟。這層濾鏡給予我們對焦的權力,讓我們在平滑的數位時代,依然能摸到生活的皺褶,看見難以預期的靈光。當我們再次面對水仙,或者任何一片微風中的草地,請試著關掉手機裡的 AI 優化,打開腦海中那卷厚重的文化書簡。在那一刻,你看到的將不再是一張「好看」的照片,而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

在那裡,納西瑟斯不再僅僅是溺水者,他是所有追求自我邊界之人的縮影;華茲華斯的花海也不再只是風景,它是我們在孤獨流浪中,與萬物私語的林中空地。

後記與展望:本文試圖在技術與人文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在未來的討論中,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探討:「在AI創作(如Midjourney/Sora)席捲視覺領域的今天,『人為的對焦』是否成為了一種奢侈的藝術?」

Comment by 楊薇 on February 9, 2026 at 10:55pm

穆齊爾:神秘

此外阿恩海姆還確信一個深邃的秘密。他稱它是「整體的秘密」。因為連一個人的美也幾乎不在任何個別和可證實的東西之中,而在某種有魔力的東西之中,這種東西甚至可以使小小的醜陋為自己服務;同樣地,一個人的深深的好意和愛、尊嚴和偉大幾乎不依賴於他所做的事,它們能夠使他所做的一切顯得高貴。在生活中,整體以神秘的方式突現於各個部分之前。所以如果說無論如何小人物可能有其美德和缺陷的話,那麼,大人物則先賦予自己的個性以應有的地位;如果說他成功的秘密就是這種成功不能從他的任何功績和個性出發來加以正確理解,那麼一定存在著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大於任何功績與個性的表象,這恰恰就是支撐生活中一切偉大事物的秘密。
—— 引自第179頁

那麼是什麼給丟失了呢?某種難以領會的東西。一種預兆。一種幻想。就像一塊磁鐵放開鐵屑鐵屑又陷入一片混亂。就像線從一個線團裡掉落出來。就像一列火車的車廂已經鬆動。就像一個樂隊開始錯誤演奏。你找不出任何細小的毛病,它們不是從前也有可能會出現的,但是所有的關係都已經有一些改變。從前效力微薄的觀念變得豐厚起來。各種人物獲得榮譽,要是在從前人們才不會把這些人放在眼裡。粗暴生硬的東西變得溫和,已分離的又匯合,有獨立思想的人向贊譽讓步,已經形成的審美力重新遭到風險。鮮明的界線到處都已消失,某種新的、無法描繪的結成姻親的能力把新人和新觀念高高舉起。這些新人和新觀念不壞,肯定不壞;不,只不過是有點兒過多的壞東西攙和進好東西,謬誤攙和進實情,調整攙和進重要性了。簡直就好像有一個這種攙和的優惠百分比,這個百分比在世界上傳播得最廣泛;一種小小的、足以夠用的代替物配料,它讓天オ顯得有才智、讓有才能的人顯得前途無量,就像某種無花果或菊苣根代用咖啡添加劑按某些人的看法賦予咖啡以正宗的、味道濃郁的咖啡口味那樣,而所有精神領域的受偏愛的和重要的職位一下子全被這樣的人佔據了,於是所有的決斷全按他們的心意作出。人們不能把這個責任推在任何別的事物身上。人們也無法說清一切是怎樣變成這個樣子的。人們既不能為反對人物也不能為反對思想或某些現象而斗爭,既不缺乏才干也不缺乏良好的願望,甚至連剛強的性格也不缺。只不過就是既什麼都缺又什麼也不缺罷了;這情形,就仿佛血液或空氣已經變了似的,一種神秘的疾病已經耗盡了從前時代的小小的天才的征兆,但是一切都閃耀著新奇,最後不再知道,是世界確實變壞了呢,還是只不過人們自己變老了。然後,新的時代終於來臨了。 —— 引自第51頁

(摘自:《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43,是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 [ Robert Musil,1880-1942] 未完成的一部小說,分三部。小說背景設在奧匈帝國的最後歲月。)

Comment by 楊薇 on December 21, 2025 at 5:13pm

詩人、記者、足球男孩|克里斯多弗・梅若爾(Christopher Merrill):「記下外邊發生的事」

水槽裡裝滿了滾燙的油。很快那個膨脹的帝國將會分裂為二。痲瘋病患者在門口。然而,在主教闔上眼睛前,他聽見詩人的聲音:去年的雪在哪裡?據說,就因為這點,他在睡眠中平靜地走了。

——克里斯多弗・梅若爾〈西窗:給墨爾文〉

戰爭,疾病,宗教,政治。站在世界的至高點,梅若爾的詩展現出宏大的關懷,動員紛繁意象。1995年以詩集《觀火》得獎的同時,他其實也正以記者身份,深入關注調查九〇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隨後出版了報導文學《只剩下鐵釘:巴爾幹戰爭剪影》。橫跨紀實與虛構、具體與抽象的光譜兩極,梅若爾追索一種合宜的聲腔,為他者鑿出一道穿牆洞,讓世界窺見牆內面貌。

創作者的身份之外,他同時是愛荷華國際寫作班主任,並從事翻譯、編選工作。這次的台北詩歌節裡,他將參與兩場講座,一場談譯詩經驗與文學推廣,另一場回到他個人的詩創作,進行哲學性的深度探討。

我們來自被坦克車發射的砲彈夷平在冬至那天被棄守的城市裡一所公寓的窗台上正在乾去的血跡。

我們來自塵土也將回到塵土,除非上升的海水淹沒了那個我們簽署一份承諾對人類和萬物實行愛與仁慈的公約的小島。

我們來自那些被收穫季節開始時淹沒了農業組織和皮卡車,造成農作物霉爛的淫雨所損毀的農田。

我們來自一位以戲劇性閱讀中世紀文本而著名的學者和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在一次手術檯上的偶遇,她手裏揮著一把解剖刀像一支筆。這支筆。

——克里斯多弗・梅若爾〈起源〉


在詩中,梅若爾碎片式地大量呈現「第一線」的場景。一道道綿延長句,通往核心的命題:我們來自災難的世界,而世界的災難來自我們。〈起源〉刻劃一幅可以無限延伸的全景圖:戰火蔓延到日常倚靠的窗台、海水漲淹過腳踏的塵土⋯⋯我們幾乎難以在細節滿溢的畫面當中指認自己,只能從一個一個片段當中,思考日常跟災禍與自己發生關係的無限可能。曾說自己的作品「一直試圖記下外邊發生的事」的梅若爾,除了以報導陳述事情的樣貌,也以詩歌,將傷害的情感帶給讀者。

他用脖子輕輕托球
讓它停在空中,用頭
將它從這邊顛到那邊,越來越輕
像一段淡去的副歌,
直到球減速,在法紀的高度
維持平衡,
豔陽汗水充滿他的雙眼

——克里斯多弗・梅若爾〈顛足球的男孩〉


磅礴晦澀的詩風之前,其實,詩人也曾有過純樸的書寫時期。〈顛足球的男孩〉是他最早期的詩,以幾乎凝止的時間流速,細緻重現童年的踢球時光。沈鬱的關懷尚未成形,詩中只有純粹的專注與快樂。

或許,在成為啄木鳥之前,每一位詩人都曾經是踢足球的小孩,願意將心上的事,來回顛動成美麗的弧度。當心上的事成為巨大的牆,他們才成為反覆叩牆的啄木鳥,演化出堅硬的喙,敲擊高大不動的牆。而我們站在牆後,聽著他們的詩歌,看他們的頸,在來回的叩問中,劃出美麗的弧度。

原載:BIOS monthly
日期17.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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