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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人文研究的第三條路徑

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外，「情動轉折」提供了第三條研究路子的多個選項，包括感性研究、身體表演、非表征理論等，雖然為人文科學提供了新穎的方法論視角，但在進入學術領域的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

學術合法性與方法論挑戰：人文學科傳統上依賴於文本分析、歷史研究、符號學等規范化的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借用社會科學的統計和實驗等定量方法。而情動轉折的第三條路徑，強調感官體驗、身體實踐和情感過程的動態性，通常不以傳統的學術方式記錄或驗證。這種非傳統的研究方式在學術界可能被認為缺乏科學嚴謹性或可驗證性，從而影響其學術合法性。

應對策略：研究者需要積極發展能夠被學術界接受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設計，如系統化的感官記錄方式，或者通過與定性、定量方法的交叉研究，增加這種路徑的方法學信度和可重復性。

數據的捕捉與分析複雜性：第三條路徑強調過程性和瞬間的情感生成，這種情感可能難以通過傳統的語言描述或文字化的報告來捕捉和傳達。情感的瞬時性、感官性、身體性和非表征性使得數據的采集、存儲和分析成為難題。比如，如何記錄個體在情感體驗中的動態變化，或者如何分析物質對象如何調動情感，都可能缺乏現有的分析工具和框架。

應對策略：研究者需要開發新的技術手段，如視頻記錄、感官檔案、虛擬現實技術、情感追蹤設備等，來捕捉和分析情感的細微變化。此外，研究者還需要在數據解釋中借助多學科知識，整合神經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見解，以豐富情感的理解。

學術評價體系的局限：人文學科的學術評價體系通常基於出版物的文字表現，包括學術論文、專著、報告等。這種以文本為主的學術發表形式限制了第三條路徑研究中感官和情感體驗的呈現方式。以表演、感官映射、身體實踐為主的研究，很難通過文字形式完整地傳達其過程和結果，因此在學術發表和評審過程中可能遭遇瓶頸。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跨界合作和新的媒介形式（如多媒體論文、藝術展覽、裝置藝術）來擴展學術輸出的形式，爭取非傳統學術成果的認可。同時推動學術界對這些形式的接受與評估標准的改進。

跨學科的整合困難：第三條路徑的研究通常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如文化研究、藝術、神經科學、建築學、心理學等，這意味著研究者需要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跨學科的整合並非易事，尤其是涉及到不同學科之間的方法論差異、概念的理解分歧和理論框架的不兼容性時，研究者可能會面臨較大的阻礙。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跨學科團隊合作，引入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設計研究並解釋結果。此外，跨學科培訓和研討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其他學科的語言和方法，提高跨學科研究的協作能力。

學術主流的排斥性：在某些學術領域，特別是強調嚴謹實證和邏輯推理的領域，如哲學、政治理論或歷史學，情感與感性研究仍然被視為邊緣化議題。這種路徑強調的身體性、物質性和感性體驗，可能被認為不夠「嚴肅」或無法為學術界提供有用的解釋性框架。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發表更多理論化的論文，逐步在學術話語中爭取話語權，並建立「情動轉折」的研究社區，增加相互支持與推動。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術會議、期刊接受這些研究路徑，這一領域也會逐步融入主流學術范疇。

主觀性與解釋的多樣性：第三條路徑中的研究強調個人和群體的情感體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高度的主觀性。不同研究者對情感的感知和詮釋可能差異巨大，容易出現解釋多樣性，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況。學術界對研究成果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有一定要求，而主觀性的突出可能削弱研究的學術說服力。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透明的研究設計，明確自身的研究立場和研究對象的多重性，避免主觀性帶來的過度詮釋風險。同時，開發共享研究工具，如情感映射模型和感官分析框架，以增加研究的一致性和互補性。

文化差異與情感的不可譯性：情感和感官體驗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可能導致情感研究中出現文化不可譯性的問題。不同文化中的情感符號、身體語言和情感表達方式往往難以在另一文化中獲得同樣的理解與認同。

應對策略：在進行情感研究時，研究者應注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避免將單一文化的情感體驗模式視為普遍現象。通過比較研究，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情感在不同文化中的複雜性。

情動轉折研究的第三條路徑盡管具有極大的創新性和洞察力，但在進入人文科學的學術領域時，依然面臨合法性、方法論、數據分析和文化適應等多方面的挑戰。通過多學科協作、技術創新和學術評價體系的改革，情感研究可以逐步融入主流學術體系，為人文學科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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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 測量“真勢力”的方法

陳明發博士嘗言，無論「軟實力」，或「硬實力」，重點都在「勢力」。「東升西降」，都升了什麼，降了什麼，加減乘除一下，才來結算真勢力。

真勢力一事，由不得單方面宣佈，而忽略了人的情感的主體性、社會性與普遍性。

偏偏這事又不是簡單的加减乘除即可把握的。

那麽，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情動轉折」研究是否有第三條路子？

「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研究，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方法，確實提出了一條第三條研究路徑，即一種強調情感體驗和過程本身的方式，這可以稱為感性研究（sensory scholarship）或情感實踐研究（affective practice research）。這種方法更多關注情感與身體、物質性、空間性之間的互動，以及情感如何通過多感官體驗和動態的過程來生成和傳播。

以下是幾種典型的第三條路徑研究方法：

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

感官民族志是一種專注於多感官體驗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的語言和文本分析，更多地關注人類的身體感知、空間互動和物質性。研究者通過參與觀察、身體實踐和情感體驗，試圖理解情感如何通過聲音、觸覺、視覺和味覺等感官方式在文化場景中流動。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情動轉折中的問題，因為它強調情感的身體化與感官化。

例子：研究移民群體中的情感體驗時，感官民族志可以通過參與節日慶典、觀察日常飲食文化或聆聽傳統音樂等方式，捕捉情感如何通過具體的身體體驗和物質環境得以表達和傳播。

身體表演（Performance Ethnography）

身體表演研究強調通過行動與表演來探討情感的生成與再現，研究者通過身體參與和即興表演，模擬情感的實際流動和展現。身體表演方法將研究者置於情感流動的中心，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使研究對象成為情感的共同創造者。

例子：在分析社會抗議中的情感時，研究者可以通過參與抗議活動，體驗身體在集體情緒中的角色，或者通過重新演繹社會抗議中的行為，理解憤怒、團結和恐懼如何在現場生成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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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映射（Affective Mapping）

情感映射是一種通過繪制情感的空間與時間流動來進行研究的方法。它特別關注情感如何在物理空間中積累、流動和擴散，研究者通過對空間的觀察與參與，繪制出情感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的動態模式。情感映射適合用於探索情感與地理、歷史、建築等因素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那些強調情感如何與環境互動的研究。

例子：研究城市空間中的情感時，可以通過訪談和現場觀察，繪制出某個城市中的特定區域是如何成為焦慮、喜悅或恐懼等情感的聚集點，並分析這些情感如何與地理位置、社會背景以及物質空間的特點相關聯。

情感檔案研究（Affective Archives）

情感檔案研究並不單純依賴傳統的歷史檔案，而是專注於情感如何在文化材料、視覺和物質對象中被記錄和再現。這種方法強調歷史中的情感痕跡，通過分析視覺文化、文學作品、物質遺跡和身體實踐，挖掘出過去的情感經驗。這種研究通常結合了歷史學、文化研究和物質文化分析等領域，探索情感如何在時間中被保存、傳播或遺忘。

例子：在研究一場歷史運動中的情感時，研究者可以分析運動中的象征性物件、口述歷史和視覺記錄，探討人們的情感如何通過這些物件和檔案在歷史中被記載或重新演繹。

非表征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非表征理論（由英國地理學家Nigel Thrift提出）強調研究情感過程和瞬間體驗，而不是將情感簡化為符號化的表征。這種方法關注情感在行動和互動中是如何生成的，而不試圖將其定性或定量化。非表征理論認為情感的意義並不在於語言或表征，而在於情感的過程性、生成性和潛在性。

例子：通過觀察人們在日常場景中的微小互動，研究者可以捕捉到情感如何在未被意識到的層次上瞬間生成和消逝。比如，行人在公共空間中的小動作、目光交流或不經意的身體接觸，都是情感生成的瞬間，不一定需要明確的語言或符號表達。

情感設計與物質性研究（Affective Design and Materiality）

情感設計與物質性研究關注情感如何通過物質對象和設計來激發和傳遞。研究者可以分析情感在物質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如建築設計、日常物件、藝術作品和技術裝置，探討情感如何通過物質化的形式影響個體和群體的體驗。這裡的研究不僅局限於物件本身，還包括物件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例子：在探討科技產品的設計時，可以分析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等物品如何通過其物理特性、用戶界面和設計策略來引發情感反應。設計師如何通過材質、顏色、形狀等因素來調動用戶的情感體驗，也成為研究的重點。

「情動轉折」研究的第三條路徑，不僅超越了傳統的定性與定量方法，還引入了對情感的過程性、身體性和物質性的深入關注。這些方法強調動態的、過程化的情感生成，而不僅僅是將情感作為一種可以測量或表征的對象。這種方法適合於捕捉情感的複雜性，特別是其在社會、文化和空間中的流動與轉化。對於理解情感如何在社會、文化和物質世界中發揮作用，感性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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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話說，一切從維柯的颤栗開始

愛墾APP専案探討：以下這些學理概念，如何聯系、組織上來，成為一個具有學術意義的「情動轉折」探討方向。——

1、維柯說，原始人類最早因為閃電現象，出於身體、生理的悸動，而開始了「詩性思維」，結果出現了想像、神話、符號與藝術；

2、後來的文明發展，促使人往理性發展，最高峰是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的主客體的分裂，理性與感性對立；這也是維柯藉「新科學」批判笛卡爾的地方。

3、史賓諾沙和尼采接著對理性霸權的反撲，給海德格爾、柏格森和德勒茲開了新的哲學視野，身體、感情、情緒、多感官又再回到人類關心的焦點。

初步的認識是：這個學術探討的方向可以通過聚焦「情動轉折」來架構，並探討人類從原初的「詩性智慧」到現代理性與感性分裂，再到情感、身體和感官重新被賦予哲學重視的過程。以下是可以發展的學術可能性與框架——

詩性智慧的起源：身體的情感悸動

根據維柯的理論，早期人類因自然現象如閃電的刺激，產生了「詩性智慧」，其中身體的悸動或情感震撼（affective arousal）是知識生成的起點。這里的情感、身體和環境的交互被視為一種原始的認知方式。這個起源階段可以從情動與像徵生成的角度深入探討，揭示人類文化如何在情感沖擊下創造出符號、神話、藝術和宗教。

2. 理性霸權與感性分裂：笛卡爾的影響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主客二元分立的理性哲學基礎，強調「思維」和「主體性」在認知中的中心地位。這種理性主義削弱了感性、身體和情感在知識生產中的地位。維柯的批判可以被進一步解釋為對這種理性與感性對立的反思，提出感性認識的平等重要性，並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情動」在知識和文化生成中的作用。

3. 反思與復歸：尼采與史賓諾沙的情感哲學

尼采與史賓諾沙對理性主義的批判為現代哲學開辟了新的視野，特別是重新關注「身體」和「情感」的重要性。尼采強調生命的情感力量（will to power），而史賓諾沙的「情感倫理學」則認為情感與身體密不可分，並構成人類認識與存在的核心部分。這一階段可以引入對理性與情感交織的哲學反思，表明情感並非理性的對立面，而是知識和創造的積極來源。

4. 海德格爾與德勒茲的延續：情感與身體的哲學復興

海德格爾通過存在論的轉向，強調人類作為「此在」的存在狀態，其中情感和情緒（Stimmung）是理解存在的基礎。德勒茲則通過其「感官體驗與創造力」的哲學，將多感官經驗與哲學思維重新連接在一起。這一部分可以深入探討情感、身體與哲學思維的回歸，如何影響現代思想的走向，並強調情動和多感官體驗在創造和認知中的作用。

5. 情動轉折的現代意義與跨學科探討

在總結這條線索時，可以探討「情動轉折」作為一個從原始詩性智慧到現代情感哲學的轉折點，如何與當前的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理論、認知科學、神經美學等領域進行對話。特別是，情感作為文化和知識生成的核心力量，如何在現今的科技、藝術和哲學中發揮作用。進一步，可以從跨學科的角度，如文化創意產業、認知詩學、情感地理學等，研究「情動轉折」在現實世界的應用與表現形式。

學術發展的可能性：

情感與身體作為文化生成的基礎：通過將維柯的詩性智慧與現代情感哲學結合，揭示文化與情感的深層關聯。

理性與情感的再整合：批判理性與感性的對立，探討二者在知識生產和創造力中的互補作用。

多感官體驗與哲學思維的交匯：探索如何通過情感和感官體驗理解存在，重新評估人類與世界的關係。

「情動轉折」與當代科技文化：在虛擬現實、人工智能、文化創意等領域，探討情感與感官如何被技術媒介化，重塑人類經驗和文化。

這條線索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尤其在當今情感轉向和跨學科研究的背景下，可以為我們提供重新思考人類情感、身體。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October 1, 2024 at 10:18pm

愛墾APP:情動叙事學名家

在敘事學和「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領域中，有許多研究者的工作貢獻值得關注。他們來自文學理論、哲學、文化研究、心理學等不同學科背景，並將情感作為理解敘事和文化的核心維度。以下是一些關鍵的研究者和他們的貢獻：

Brian Massumi
領域：情感理論、情動轉折

貢獻：Massumi 是「情動轉折」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研究從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哲學出發，特別強調了情感的潛在力量（affect）以及其在身體和社會關係中的流動。他的著作《感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ffect）深入探討了情感在政治、文化和媒體中的作用。他強調了情感作為一種預認知的、即刻的體驗，如何在敘事和文化中發揮作用，尤其是在引發反應和行動方面。

Teresa Brennan
領域：情感傳播、身體與情感關係

貢獻：Brennan 的著作《情感傳播》（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在「情動轉折」領域極具影響力。她研究情感是如何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的，提出情感並非完全個人化，而是一種通過身體和環境的傳遞性力量。她的理論為敘事學提供了理解角色之間、讀者與文本之間情感互動的獨特視角。

Lisa Zunshine
領域：認知敘事學、情感與敘事

貢獻：Zunshine 是認知敘事學的重要學者，她的研究結合了認知科學和文學分析，探討讀者如何通過心智過程理解敘事，並對情感做出反應。在她的著作《為什麼我們喜歡小說》（Why We Read Fiction）中，Zunshine 研究了情感和認知過程如何幫助讀者「模擬」虛構人物的心理狀態，這種情感共鳴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敘事文本。

Suzanne Keen
領域：敘事同情、情感敘事

貢獻：Keen 的研究重點是同情（empathy）在敘事中的作用。她在《敘事同情》（Empathy and the Novel）中探討了敘事如何通過情感機制調動讀者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小說和虛構作品中。同情在敘事中的表現不僅影響了讀者與角色的情感聯系，還對道德判斷和社會問題的理解產生深遠影響。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October 1, 2024 at 10:13pm

Mieke Bal
領域：敘事學、文化分析

貢獻：作為敘事學和文化分析的領軍人物，Bal 的研究從形式敘事學擴展到更廣泛的文化現象，尤其是她在敘事中的「焦點化」（focalization）理論，對理解情感體驗在敘事中的塑造方式有重要貢獻。她的跨學科研究對敘事學和情感研究的結合具有開創性意義，尤其是在視覺藝術和文學敘事的交叉領域。

Sara Ahmed
領域：情感與文化政治、女性主義

貢獻：Ahmed 的研究聚焦情感與社會、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尤其在文化政治和身份構建方面。她的著作《情感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研究了情感如何構建集體身份和社會互動，特別是情感在塑造種族、性別和階級等方面的作用。她強調情感在敘事和文化中的政治意義，尤其在社會和文化變革中的力量。

Sianne Ngai
領域：情感與審美理論、當代文化研究

貢獻：Ngai 的著作《庸常感受》（Ugly Feelings）和《氣氛》（Our Aesthetic Categories）對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進行細致分析，特別關注那些被忽視的負面情感（如尷尬、憤怒、無聊）在當代文化中的作用。她探討了這些情感如何在敘事中被表現和體驗，揭示了情感在審美與文化產品中的複雜地位。

Patrick Colm Hogan
領域：認知與情感敘事、全球敘事

貢獻：Hogan 在認知敘事學領域有著重要影響，尤其是他將情感和認知相結合，分析全球不同文化中的敘事模式。他的著作《情感、敘事與文化》（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探討了全球敘事中的情感結構，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敘事如何通過情感喚起特定的反應與共鳴。

Janet Staiger
領域：電影敘事與情感反應

貢獻：Staiger 結合電影敘事學與情感理論，研究觀眾對電影的情感反應。她的研究關注電影中的情感動員如何通過視覺、聲音和敘事結構引導觀眾的情感體驗。她的工作對於理解現代電影如何通過情感塑造觀眾的體驗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

10. Ruth Leys
領域：情感理論、文化與歷史

貢獻：Leys 研究了情感的歷史發展，特別是在科學、文化和哲學中的情感觀念。她對情感的哲學基礎和歷史演變的研究幫助學者更好地理解情感在敘事中的角色，尤其是在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中的情感表達。

這些研究者的工作從不同角度，推進了敘事學和「情動轉折」領域的前沿發展，尤其是在跨學科的背景下，他們為理解情感在敘事結構、文化表達和社會互動中的作用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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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11, 2024 at 9:12am

羽心萦：人文社科研究经典论断

在《论法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提出一些重要论断——

✦ 有两句关于学术研究的格言，第一句是：“一个最愚蠢的学者，往往去研究没有发生的问题。”这里强调的是对经验事实的关注而反对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第二句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论证理论的成立，而是证明理论尚未被推翻。”

✦ 理论要想取得重大的突破，必须首先提出一般理论的例外，然后用经验事实对这个例外加以证实，之后再将其确定并概念化，最终提出自己的理论。

✦ 方法上的革新和新理论的提出本身都不是目的，这些最多只能算作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境界，社会科学是在理论的竞争和对话中前进的，对话才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和归宿。

✦ 一个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五个阶段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研究者要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从经验事实出发，发现、提出并解决理论问题；

第二，要学会提出假设；

第三，要运用科学方法对其加以证明，特别要注意证伪方法的使用；

第四，要学会如何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到一般，提出概念化、模式化的理论，进行因果律的分析；

第五，就是要跟最前沿、最经典、最权威的理论进行对话，发现这些理论的例外，反思甚至挑战它的权威性，到最后，例外累积起来，或许就是一种理论的创新。

✦ 卢梭就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生而自由”是价值判断，而“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则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描述，我们不用去研究虚无缥缈的“自由”，而完全可以去研究枷锁之中的奴役现象。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与其研究人权，不如研究侵权；与其研究正义，不如研究不正义，总之，研究价值应当将研究对象客观化，从价值的反面切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 我个人认为，黑格尔当年所作的论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应该做以下限制才不至于发生谬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背景，它能一直存在，就说明它能够发挥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而如果一个制度或一种现象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没有了，这个事物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 与规范性的研究相比，只有描述性的分析才更能经受住时空的考验。模式化和因果化的研究往往可以拥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 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的法学——尤其是部门法学——在研究“问题”方面，更多地赋予法学研究以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考虑，以推进立法和改进司法作为研究的归宿，从而走进了“对策法学”的桎梏之中。而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在研究“主义”方面，则明显地陷入纯粹的理性思辨之中不可自拔，以至于忘记了法学研究的本来目的，使法学在部分学者那里成了一些西方哲学观点的变种。这是两个需要引起足够警惕的学术误区。

✦ 真正的学术大师绝不仅仅是立法建议和改革对策的提出者，而更应是法学思想的提出者和基本理论的创立者。当一位著名法学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担当“某某法之父”，而是努力成为“某某理论之父”时，我们距离出现法学大师的时代就不遥远了。

✦ 找到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是作出理论创新的前提。因此，“问题意识”中的“问题”应该是“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制度和法治层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经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 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应该是那些理论含量比较丰富的研究课题，是那些既能“大处着眼”又能“小处入手”的问题。所谓“大处着眼”，就是指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有一个宏观的理论视野，能够创造出一种理论，而所谓“小处入手”则是指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可供分析的论据较多的切入点。

✦ 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有两个重大的教训：（1）很多历史研究纯属资料堆积，而与研究的主旨、提出的假设和命题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这也恰恰是教科书式写作思维的典型反映。（2）这种历史考察没有对古代制度在今天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恰恰具有更大的理论价值。

✦ 我曾经说过：对策法学的最高目标是创造一个良法，而法解释学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美治的状态，两者的结合就是“良法美治”的理想境界。

✦ 经验实证研究实际上有多种表现形式，我总体上认为，只要是研究法律制度的实施和客观的法律现象，都可以算作经验实证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既可以用数据统计的方法，也可以用个案分析的方法。

✦ 要记住，经验实证研究首先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其次是一种对待学问的态度。

✦ 绝对不能先有一种理论观点，然后在实践中去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材料。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危险的，也难以算得上科学的研究，因为大千世界要寻找任何一种常见观点的论据都并不困难。这样的研究，论据越多则谬误越深。

✦ 所以，在进行理论提升之前，一定要对经验事实尽可能全面、透彻地掌握，要把相关的背景和知识尽可能清晰、深入地了解。我向来主张，知识成就不了学者，更成就不了理论家，但是没有知识的铺垫也是提不出任何理论的。

✦ 罗丹还有一句话更为经典：“成为艺术大师的最好的诀窍，就是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出美来。” 而我把这句话引申一下，什么叫理论大师？就是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经验事实中找到规律、产生灵感、提出理论。

✦ 一味强调“学以致用”的法律学者，尽管发现了法律实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却并没有找到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或者说根本没有发现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中的深层结构。

✦ 通过研究这些自生自发而又效果良好的改革措施，研究者可以发现究竟什么才是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设计，并从中发现中国的法制经验。

✦ 要穿过经验事实的迷雾，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社会科学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观察法律问题，总结问题的出现规律，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将其上升到概念化的高度，从而在总结中国法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法律理论。

✦ 规范法学仅仅关注法律条文的制定、改进和实施，忽略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规范法学过分强调解决问题，而忽略了对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因果关系的分析。规范法学还有一个缺憾，那就是过分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运用，把中国现实当作西方理论适用的“例题”。

✦ 任何理论模型都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种理论、一个定律、一个定理可以表达非常丰富的思想。

(節錄自：羽心萦：如何做人文社科研究的60条经典论断；2023年06月26日；来源：学术论文指南；出处：bilibili)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June 16, 2024 at 7:55am

盧明森·錢學森與思維科學

（本文作者：盧明森；單位：北京聯合大學 應用文理學院，北京 100083；原載《中國工程科學》 2002年 第4卷 第2期；頁碼 8-15；收稿日期： 2001-11-28 修回日期： 2001-12-14 發布日期： 2002-02-20；關鍵詞：認知科學 ; 思維科學 ; 抽象思維 ; 形象思維 ; 創造性思維 ; 模式識別）

摘要：文章分析了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的背景和必要性，介紹了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研究的對象、基本道路、思想來源的一系列論述，闡述了錢學森倡導建立的思維科學是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的11個大部門之一，它包含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技術三個層次，分別介紹了各個層次近20年來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思維科學是錢學森院士在20世紀80年代初倡導建立的一個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並列的科學技術部門。在短短的20年中, 雖然其理論體系尚在建立中, 但已經參與了一些國家重大科研課題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並在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管理、教育改革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中的形象思維、創造性思維已成為各個方面競相研究的熱點。這是錢學森為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做出的又一貢獻。

1 倡導建立思維科學的背景

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並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而是信息時代科學技術革命的迫切需要, 既有廣泛的國際背景, 又有自身深厚的基礎與國內根源。

1.1認知科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的經驗教訓

認知科學是以電子計算機的產生與發展為其物質、技術基礎, 以計算機與人腦相類比為其前提的。它有兩個基本假設:物理符號系統假設與啟發式搜索假設。前者認為, 任何系統, 如果具備輸入符號、輸出符號、存儲符號、復制符號、建立符號結構與條件性轉移這六種功能, 就表現出智能;反之亦然。

後者認為, 一個要求具有一定智能加以解決的問題, 要通過在一個問題空間 (即問題表達) 中, 用有選擇的搜索加以解決。這是認知科學的兩塊基石。著名認知科學家H. Simon教授則進一步地將其概括為: 認知科學 = 認知心理學 + 人工智能。其中, 認知心理學「著重研究利用計算機仿真技術建立人的認知模型」; 人工智能「著重研究如何運用人的知識經驗使機器、首先是計算機智能化。」[1]

錢學森對認知科學的發展進行了科學的分析。第一, 近30年電子計算機的發展表明, 它引起了一場新的技術革命, 能夠模擬、代替人的部分思維功能。第二, 計算機之所以能夠模擬人的部分思維, 是因為邏輯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 總結出很多抽象思維的經驗教訓, 發現了一些規律。因此, 只要能夠講清道理, 進行形式化的思維活動, 都可以由計算機來模擬。

第三, 認知科學的路線與方法有嚴重缺陷, 特別是一些強人工智能學者, 把人的精神看作是「肉體的電腦」, 把思維等同於算法, 甚至認為只要算法、程序足夠複雜, 痛苦與快樂、對美麗與幽默的鑑賞、意識與自由意志就會自然地湧現出來[2]。顯然, 其方法論屬於還原論, 其世界觀是機械唯物論。

第四, 物理符號系統所處理的僅僅是符號, 現有計算機所模擬的僅僅是初級抽象思維, 還無法模擬高級抽象思維, 因為受現有計算機結構與功能的局限, 以及對高級抽象思維——辯證思維、形象思維、創造性思維還缺乏研究, 還沒有找到規律。根據這種認識, 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 為了與「認知科學」 (cognitive science) 相區別, 他認為用「思維科學」 (noetic science) 更確切。 

1.2新一代計算機提供現實動力與具體實踐

1981年10月, 日本正式宣布要用10年時間研制第五代 (即智能) 計算機, 在世界上引起強烈反響。錢學森敏銳地指出:「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信息: 到21世紀, 一個國家要能在世界上站得住, 就必須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3]他把第五代計算機的研制作為推動思維科學研究的現實動力與具體實踐。

1984年8月3日, 錢老指出, 日本人考慮的第五代計算機所包含的新內容主要就是圖像識別系統, 這就突破了單純邏輯思維的框框, 包含了形象思維的因素。但是, 人類對形象思維還缺乏研究, 這是思維科學研究面臨的最大問題。

1985年5月26日錢老批評國際上第五代計算機研制中存在的嚴重忽視理論的傾向, 提倡理論聯系實際, 指出「智能機和人工智能的理論就是思維科學。……而思維科學的發展也恰恰要靠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工作。我們也可以說用思維科學來指導智能機的工作, 又用智能機的發展來推動思維科學的發展」[3]。

1990年10月4日錢老在給戴汝為的信中進一步明確, 「我們的目的是設計制造能代替一部分人的腦力勞動的智能機」;「智能機是現在及今後50年我國的尖端技術」。「智能機和人工智能是工程技術, 屬思維科學的應用層次; 而上面提到的知識系統或知識系統學則屬應用科學, 是思維科學的中間層次; 所以智能機的工作最終也將有助於思維學的研究, 思維學屬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層次」[4]。

注釋

1 錢學森1993年1月3日給李德華的信

1.3深厚的科學藝術修養提供堅實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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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續] 錢學森不僅具有豐厚、扎實的自然科學功底, 而且參與了大量的工程實踐, 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他高瞻遠矚, 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分析、處理科學技術與管理方面的各種問題, 善於總結實踐經驗, 並上升到理論。他還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對西方音樂有良好的修養。這就為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 重視形象思維與靈感, 把形象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研究的突破口, 提供了豐厚的底蘊。

從20世紀30年代「形象思維」的概念傳入我國開始, 到80年代初, 已經進行了三次討論, 特別是50—60年代的討論, 多數人都已承認形象思維的存在。這不僅為他提供了認識基礎, 而且也為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打下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把形象思維從文學藝術領域擴展到科學技術、教育等領域, 從而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 是錢老的新貢獻。

2 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研究道路與思想來源

錢學森在1979年4月23—24日給中央黨校所做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報告中, 明確提出:「我們要把邏輯學擴大為思維學, 包括一部分我們已經研究得很多的而且很有成績的邏輯思維, 還包括其他的人的思維過程。這在外國已逐步地引起重視, 他們是從搞機器人、人工智能這個方面考慮的。搞人工智能、機器人, 就要搞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的理論。這個理論, 他們叫認知科學。我們用『思維學』可能確切一點, 就是包括邏輯思維, 也包括其他的各種思維過程, 形象思維等等, 研究它們的規律。」這些論斷奠定了思維科學的理論框架、研究方向與基本道路。《哲學研究》1980年第4期首次發表了他的文章「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與人的潛力」。在後來的一系列文章、講話與書信中, 錢老進一步充實、完善了思維科學的思想, 並逐漸形成體系。

2.1建立思維科學的動力與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

錢學森在第一篇關於建立思維科學的文章中, 明確指出:「現代科學技術的實踐, 正預示著更重大的變革: 思維科學的出現。」「引出這項變革的是電子計算機。」後來又反復強調「推動思維科學研究的是計算機技術革命的需要」[5];「智能機的出現也將是一次技術革命」[6]。

錢學森早期提出的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 主要強調三個方面: 第一是強調有意識、自己能夠控制, 自己不能控制的下意識不屬於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 第二是強調「思維形式而並非思維內容」, 「思維規律而不是其具體過程和結果」[7]; 第三是強調思維是意識的一部分, 「不能把比思維更廣泛的意識放到思維科學部門中來探討[1]。後來, 針對國外把感覺、知覺、記憶等作為重要研究內容, 國內有人把信息的獲取、傳輸、存儲等作為思維的環節、過程, 納入思維科學, 以及有些人常常混淆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腦科學的界限等情況, 1995年錢老對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重新做了界定, 指出「我們要進一步分清什麼是人體科學, 什麼是思維科學。……所謂感覺和知覺都是人體科學中神經心理學要研究的領域……。只處理所獲得的信息, 那才是思維學的研究課題」。「思維學是研究加工信息, 而不是研究如何獲得信息, 那是人體科學的事」。「思維學的任務就是怎樣處理從客觀世界獲得的信息」[4]。

2.2思維科學的研究道路

關於思維科學的研究道路, 錢學森的認識是發展變化的。1981年初他認為, 一條途徑是比較古老的心理學的方法: 人自己內省, 即自己考察自己的思維過程; 另一條途徑是微觀的方法, 即從神經元入手的腦科學方法。到1983年, 隨著對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認識的提高, 將思維科學的研究道路調整為: 一條是腦科學的路, 從微觀上弄清神經元在思維中的活動機制, 這雖然是根本之路, 但在短期內卻不可能有突破, 「所以要開辟第二條途徑, 要用電子計算機來模擬人腦的部分功能, 也就是試著改變電子計算機的操作運轉程序, 直至電子計算機也能出現如同大腦的功能, 盡管還是局部的功能」[1]。

1984年全國首屆思維科學研討會肯定了第二條研究道路。後來, 錢老反復強調這條道路的重要性。1987年2月28日他說:「從1984年後這三年看, 我們在那個會上討論的結果還成立, 即從人腦結構開始發展我們的理論是行不通的, 那太難了。我們希望腦科學發展快點, 但不得不說我們不能靠他們。那怎麼辦? 我們還有一條路, 就是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 思維學的路, 也就是從宏觀而不是從微觀, 不從腦神經細胞做起。思維學就是要從宏觀開始找人的思維的規律, 研究這個規律。這個規律你怎麼驗證? 不能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你必須按這個規律做出機器, 如果這個機器果然有人的思維的功能, 你就對了。……這是我們1984年那個會的結果, 說發展思維科學, 要同人工智能、智能機的工作結合起來。」[8]5月16日再次明確指出:「原來我強調的, 是從實踐提高, 實踐是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的發展, 特別是人工智能、智能機。從這個發展出發, 在理論上提高, 上升到思維學。」[4]

「思維科學要走人工智能和智能機這樣一條路」[3], 是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過程中始終堅持的基本觀點, 也是他為思維科學研究確定的正確道路。

2.3思維科學的思想來源

錢學森在反復強調從人工智能的發展, 智能機的研制中總結經驗, 上升到理論這條根本道路的同時, 也很重視其他方面的思想來源。其中, 一是邏輯學, 一是我國古代的文學藝術。

[ 6 ] 錢學森.關於「第五代計算機」的問題[J].思維科學, 1985, (2) :9～10 鏈接1

[ 7 ] 錢學森.1980年7月1日致吳廷嘉、沈大德的信[J].中國社會科學, 1980, (6)

[ 8 ] 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的研究[J].思維科學, 1987, (3) :3, 4

人文科學研究方法 - 學習専題 1

人文科學研究方法 - 學習専題 2

人文科學研究方法 - 學習専題 3

人文科學研究方法 - 學習専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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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他認為, 在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思維學中, 只有邏輯學對抽象思維的研究比較成熟。能夠用數理邏輯形式化的思維活動都可以由計算機來模擬, 因此一再強調要重視邏輯學。他在「北京地區第一次思維科學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說:「我認為思維學實際上是從哲學演化來的。……我們以前搞電子計算機時就已經犯了錯誤, 對數理邏輯不夠重視。……有個世界著名的軟件專家叫Dijkstra, 他說了一段心裡話:『我現在年紀大了, 搞了這麼多年軟件, 錯誤不知犯了多少, 現在覺悟了。

我想, 假設我早年要是在數理邏輯上好好的下點功夫的話, 我就不會犯這麼多的錯誤。不少東西邏輯學家早就說了, 可我不知道。要是我能年輕20歲的話就要回去學邏輯。』我看這是經驗之談, 說明搞技術沒有理論指導是不行的, 而我們研究思維科學要從哲學的邏輯學吸收營養。」[9]他在給搞人工智能工作的同志的信中, 一再提醒要重視現代邏輯學、特別是模態邏輯的發展, 要吸收邏輯學家參加課題研究。

錢老一直關注文藝理論工作者關於形象思維的探索, 認為我國古代文學藝術是研究形象思維的豐富源泉。在北京地區第四次思維科學研討會上的講話中, 他說:「研究形象直感思維, 我最早說的一個途徑是計算機、人工智能和智能機; 上次講, 還有一點辦法, 即從邏輯去研究, ……。現在想研究形象直感思維, 再找個來源, 那就是文藝詩詞。」「我們要研究形象直感思維, 恐怕要回過頭去, 對文藝詩詞要下點功夫。」[4]錢老1994年9月18日在給戴汝為、錢學敏的信中明確指出:「既然文學創作中要運用抽象 (邏輯) 思維、形象 (直感) 思維和靈感 (頓悟) 思維, 那我國幾千年古老的文學作品不就是三種思維的結晶嗎?那我們為什麼不從中國的賦、詩、詞、曲及雜文小品中學習探討思維學呢?它們是最豐富的源泉呀。」他以對聯為例作了具體分析:「從思維學角度看, 對聯的過程是: 出聯的上聯是給出一個結構, 請應聯的下聯人按此給定結構去找零件, 字、詞填入這個結構, 思維就在於搜索思想庫找材料。這就是對聯答對聯的思維學——搜索入結構。」「所謂形象 (直感) 思維則是與上述答對聯相反的: 有材料, 但無結構。思維的任務是找形象, 即結構。相反, 不也相成嗎? 我們總結中國極為豐富的對聯文學, 不能為研究形象 (直感) 思維做貢獻嗎?知道形象 (直感) 思維是從零碎材料找結構不就是一個開端嗎?從思維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是值得的。」[10]

3 思維科學的體系結構與基本內容

錢學森把思維科學作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11大部門之一, 包括三個層次: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工程技術, 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橋梁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思維科學的體系如圖1。

圖1 思維科學體系結構Fig.1 System structure of noetic science

3.1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層次

1984年前後錢學森認為, 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包括思維學與信息學, 並著重對思維學進行反復的分析與說明, 指出思維學由抽象 (邏輯) 思維學、形象 (直感) 思維學、靈感 (頓悟) 思維學和社會思維學四部分組成。

關於抽象思維學, 他強調以下基本觀點:

1) 人類對抽象思維研究得最早、最充分、比較成熟, 找到了一些規律, 形成了邏輯學。這是電子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理論基礎, 能夠用數理邏輯形式化的抽象思維, 計算機都可以模擬。這是馮·諾依曼式計算機的最大成功。

2) 抽象思維只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形態, 批駁了「人的思維, 就是邏輯, 就是抽象思維」的觀點, 指出「這在我國是很有影響的, 許多人就是抱住這點不放, 並搬出經典著作來作為根據」。其實, 「把人的思維僅僅看成是抽象思維是不對的」[1]。

3) 邏輯學屬於抽象思維學, 尤其是數理邏輯, 但它的范圍比較窄, 僅僅限於形式邏輯;抽象思維學要比數理邏輯廣泛得多, 「抽象思維中還有辯證思維」[1]。

4) 人工智能必須吸取忽視邏輯的教訓, 堅持以邏輯學——數理邏輯為理論指導, 注意邏輯學的新發展。

錢學森把形象思維學擺在思維學的突出地位, 作為思維科學研究的重點與突破口:

1) 在錢老倡導建立思維科學之前, 形象思維問題只在文學藝術領域內討論。1979年版《辭海》把「形象思維」理解為「藝術思維」。錢老則認為, 形象思維是全人類普遍使用的與抽象思維相並列的基本思維形態。1981年初錢老明確指出:「形象思維不但文藝工作者使用, 其他人包括自然科學家、工程師也經常使用。」[5]這就把形象思維從文學藝術領域擴展到人類的全部思維活動, 尤其是科學技術領域。這對思維科學的建立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 在人類認識的發展史上, 形象思維早於抽象思維, 是錢學森反復強調的基本觀點。他說:「人認識客觀世界首先是用形象思維, 而不是用抽象思維。就是說, 人類思維的發展是從具體到抽象。……從人的發展來看, 一般講, 語言先於思維, 是指抽象思維而言的, 形象思維是在語言以前就有的。」[1]

3) 把形象思維與人們「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實踐經驗、體會聯系起來, 認為這些實踐經驗、體會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 抽象思維無法說清楚;如果找到形象思維的規律, 就可以「把前科學的那一部分、別人很難學到的那些科學以前的知識, 即精神財富, 都可以挖掘出來, 這將把我們的智力開發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1]。他同時提醒, 在運用經驗、形象思維等概念時要有點警惕性, 弄不好就會犯錯誤, 變成經驗主義。

[ 1 ] 錢學森主編.關於思維科學[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8, 21, 22, 24, 131～133, 137, 141, 151, 199

[ 5 ] 錢學森.系統科學、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J].自然雜志, 1981, (1) :5, 6, 9 鏈接1

[ 9 ] 楊春鼎.形象思維學[M ].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 1997.185, 190

[10] 錢學森.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4.135～137 鏈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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