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采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沈沈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沈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里，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馮亦代於1941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托。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了遲暮之年，記者在采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沈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回憶：“1949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胡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媽媽到了北京之後忙得不得了，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家。後來爸爸調到了外文出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家都急著把帽子拋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這頂右派帽子怎麼就偏偏落到他頭上了？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有關。首先人家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了，他們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親只是個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出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

據說到了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向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了問數目，然後用大拇指一比劃，說：“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了“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條是“二流堂黑幹將”。關於“二流堂”，馮伯伯後來回憶道：“香港淪陷後，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匯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角埡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里喝茶、會友、商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