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雖然這種風氣到了春秋末葉已趨衰歇， [29] 但孔子仍特別強調學詩對於外交上言辭應對的重要性，於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禮治思想是何等強烈。就語言的功用來說，賦詩可用於稱讚，也可作為外交辭令，能夠賦詩明志，也可以飲宴以酬答，可以說只要是語言的範圍，幾乎無處不可賦詩。

在孔子關於詩的作用的論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興觀群怨」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的功能最明確的系統總結。這段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來看：一是孔子訓示門生的開場白，而興、觀、群、怨則是重心所在；二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生活實用面；三是就知識增長層面而言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歷來各家學者對於孔子所言「興觀群怨」各有不同見解，茲錄於下並加以解析：

1.鍾嶸《詩品》序云：「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窮苦與地位低下的人生活中有較多挫折與不滿，長期積累心中難免有怨，但是透過詩的途徑，可使其怨得到抒發，故能使其安樂；而一個人獨居時不免感到煩悶，藉著詩的作用可以使人的情緒昇華，此亦為洩怨之意。

2. 顏之推論文章之作用提及：「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至於陶冶性靈，從容風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顏世家訓‧文章》）這個說法不僅用於文章，亦適用於詩。「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包含了興、觀、群，而「陶冶性靈，從容風諫」則含有興、群、怨。由此可知《論語》所言，後人論詩未必使用完全相同的詞句，但內容含意卻十分相近。

3. 李攀龍：「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蟬蛻污泥之外……。」泥所指為現實生活中的煩惱、痛苦、挫折等，現實人生中人不免受此遭遇，而詩可使人超脫於外。至於詩之所以能使人超脫於現實的煩惱痛苦之外，就是因為詩具有興、群、怨的作用。

4.黃宗羲談興觀群怨，則由作者的立場來講。以孔安國的「引譬連類」作為興之例說，如後世之詠懷詩、遊覽詩及詠物詩等皆屬之；以觀為「觀風俗之興衰」，後世的弔古詩、詠史詩及行旅詩等皆屬之；群依其解釋為「群居相切磋」，如公讌詩、贈答詩及送別詩等皆屬之；至於怨，則以為「怨刺上政」，如後世之哀傷詩、遣謫詩及諷喻詩等皆屬之。又曰：「為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境就句中宣出者，可以興也；言在耳目贈寄八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答贈者，可以群也；悽戾為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以興觀群怨為詩的類別之分，認為這四個字足以包括所有的詩類。至於這四個不同的方向，作者依不同題材來表現，情感各有極致，強調四者各有各的功能與長處，沒有優劣之分。

5.王夫之：「可以云者，隨所在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這個說法是很特別的，認為興與觀配合，如果可以引發志意，同時又可觀時政之得失、觀萬事萬物與人生，則這種興必定深刻，使兩者皆更有深度；而群與怨配合，舒洩個人情感之時，又能同時表達群眾的情感，則這種群眾感情因為有個人情感為基礎，因此更加深刻難忘且真摯，此為作詩者的四可之說。又說「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其關雎興也，康王宴朝而即為冰鑑；『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暇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這是說作者有其各人情感，讀者再以自身情感去感受，在閱讀的過程中重新創作作品各有所獲。此處牽涉到一個文學欣賞的重要問題，即一件作品之產生並且廣為流傳後，我們假定它為不朽，則此作品不再屬於作者個人，而成為讀者的集體創作。這樣的觀點相近於後世西方文學理論中，由德國之接受理論傳至美國後，逐步產生的「讀者說」文學批評觀點。

[29] 自定公四年（B.C.506年），秦哀公為申包胥賦〈無衣〉之後，《左傳》中不復見這類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