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詩經》作為教科書而論及其意涵時，所論述的相關種種觀點，可視之為孔子對於文學的態度，或可稱為孔子的文學觀。孔子之論詩，亦如其論哲學思想一般，並未將之歸納為一系列形上化的理論，而是散見於與弟子平日言談紀錄 —《論語》的各章節之中。因此，本文試以探討《論語》論詩的觀點，兼論孔子的文學觀，因學力之不足，僅能作為研究先秦文論的嘗試之作。

二、孔子禮樂詩三位一體的觀念：

一個思想或觀念的形成與思想者所處的時代有必然的關係，論及《論語》的內容，就必須瞭解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早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先民的原始藝術中，詩、禮、樂就是緊密結合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日還可見。禮樂制度是中國封建時代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制度，夏商兩代的禮樂制度，在孔子時已不可考， [8] 儘管如此，孔子在整體上仍將夏、商、周看做一個連續性的過程 [9] 。周代的制度在《周禮》、《儀禮》及《禮記》中有詳盡的記載，這三部書雖成立於戰國及漢代，然而其記載畢竟並非無中生有完全沒有根據，從中仍能窺得周禮的一些梗概。周代的禮樂制度是相當嚴密完備的，其特徵是禮和樂的密切配合，即所謂「禮樂相須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 [10] 。這時期的禮樂雖仍存有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在性質上已與先民原始時代巫術文化中，娛神之樂舞和儀式有根本之不同。

禮樂性質的改變，象徵宗教與政治關係根本觀念的變動，這種轉變的主要歷史背景是殷周之際以來，長期而複雜的政治震盪及其相應的文化轉型。在殷周相抗之際，政治制度隨著政權轉移的直接變化，相對文化繼承的統一前提下，宗教傳統以及其相關的民族精神，在這樣的變革中成為一個尖銳對立的因素 [11] 。殷周之間歷史的轉變過程中，社會變動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革命意味。在殷周的對抗過程中，周人最終以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上的優勢，建立了中國社會往後「尊禮」傳統的歷史地位，這樣的轉變表明周的統治者在完成對殷人的政治征服之後，進一步從事移風易俗的工作，並由此完成中國古代宗教由「尊神」走向「尊禮」的關鍵性改變。

殷周之間宗教文化由「尊神」走向「尊禮」的轉換，亦即孔子「吾從周」（《論語‧八佾》）的歷史文化背景，而孔子「吾從周」的歷史選擇是建立在夏、商、周歷史轉換的整體認識基礎上。孔子處在春秋末期，當時正值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從社會型態上看，乃是由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過渡，伴隨而來的奴隸反抗鬥爭、 [12] 平民反對貴族虐政， [13] 使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 [14] 根基動搖，貴族奴隸主再也不能按老法子統治，於是統治階級發生分裂，一批具有進步觀念的政治家紛紛提出「變法」的主張 [15] 。

孔子面臨「禮廢樂崩」的局面，他的政治態度是保守的。《史記》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自小就與禮結下不解之緣，禮官世家的背景，加上對周文化的敬慕，促成孔子以「禮制」治國的主張，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維護瀕於瓦解的周禮 [16] 。對於「禮」的種種制度，雖然容許在一定範圍內的改良，即有所謂「損益」的彈性，卻堅決反對任何根本性的改革， [17] 展現出孔子對於形式上的禮，因時代變遷使然，並不非常堅持形式上的儀文；但對精神意義的禮，卻十分堅守立場。

孔子為了挽救逐漸崩頹的禮制，而以精神意義的「仁」，來充實形式表達的「禮」之內容，強調禮和仁互為表裡，禮是仁的體現，仁是禮的實質，這是他對禮文僵化形式的再生創造 [18] 。這種禮治思想作為孔子的治國主張，當然也貫串於其文學觀中。孔子思想從禮治出發，自然是堅決擁護禮樂制度的，因此他十分重視樂以及從樂中分化出來的詩，詩和樂都是孔門必修科目 [19] 。

詩在孔子所處的時代，是配樂而行的，而音樂在那時也和詩一樣，不是作為純藝術品而存在，而是用作為政治、倫理、道德修養的一種工具而存在。據《史記》記載，詩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刪訂的 [20] 。另外，《論語》提及孔子曾經正樂，使「雅頌各得其所」 [21] 。由此可知，孔子的文學見解，也集中地表現在《論語》關於詩和樂的論述中。

[8] 《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

[9] 《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10] 鄭樵：《通志·樂略·樂府總序》。

[11] 《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又《禮記·檀弓上》：「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 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12] 西元前五五0年，陳國有築城奴隸暴動。西元前五二0年，百工叛變周王室等。

[13] 如《詩經·魏風·碩鼠》、《詩經·魏風·伐檀》等篇章。

[14] 周代社會由奴隸、平民、貴族、王四個階層構成，越下層人數越多，呈現金字塔型分布。

[15] 例如：管仲之於齊、子產之於鄭、商鞅之於秦等，都實行田賦制度的改革。這是私田不斷膨脹，公田日漸消蝕，井田制度逐步崩潰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過渡法則，對統治階級來說，是一種應運而生的新的剝削方式。

[16] 《論語·八佾》：「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17] 《論語·子罕》：「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18] 黃保真、成復旺、蔡鐘翔：《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頁18。

[19]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20]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

[21] 《論語·子罕》：「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