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與依連的關係是啟發性的。那些讓我們被觸動（move）的，讓我們有所感覺的，也是錨定我們的東西，或給我們一個棲居之所的東西。因此，「移動」不是將身體從其棲居的地方切割而下，而是把身體與其他身體連接起來：依連通過移動發生，通過被他人的鄰近觸動。

「移動」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情動地）影響（affect）他人：的確，正如貫穿本書我所指出的，情感可能包含被「感動」（being moved），而這恰恰正是通過將他人固定為「具有」某些特質。情感對象的流通（circulation）包含將他人轉換為情感的對象的過程。

我對「對象的流通」的觀點源於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見第二章）。例如，我認為主體並不總是清楚自己的感覺：主體不是自我呈現的（self-present），而且情感是這種經驗分裂的結果（Terada 2001: 30）。從弗洛伊德開始，這種自我呈現的缺乏就被表述為「無意識」。通過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我將呈現對象如何被「脫位」（displaced），並考察「壓抑」（repression）在讓對象變得「粘黏」的過程中的角色。

但我同樣強調，這種呈現的缺少不總是回到主體，或回到創傷「現場」（閹割），而這是許多精神分析理論的基礎。受馬克思的啟發，我認為情感作為一種情動價值（affective value）,隨著時間而積累。對象似乎只有通過抹除這（積累的）歷史才具有這種情動價值，就像生產和勞動的歷史一樣。

但雖然馬克思認為，情感被商品的價值抹除了（工人身體的痛苦在商品形式中不可見），我關注的事情感如何被生產。與其說情感被「抹除了」——就像它們已經在那里一樣——而是情感的生產或「形成」的過程。

換句話說，「情感」變成了「拜物」（fetishes），變成了似乎存在與對象之中的特質，只有通過對其生產和流通歷史的抹除，在得以存在。

彌合這些不同的理論傳統是一項挑戰。除了關心「是什麼粘住留下了」，並不存在什麼強力膠水。的確，「是什麼粘住留下了？」這個問題，是貫穿本書的一個問題。這是另一些也許更熟悉的問題的另一種問法：為什麼社會變革如此難以實現？為什麼，即使面對集體形式的抗爭，權力關係仍然如此難以破解，頑固延續？

通過探討我們如何投資社會規范，我的論述試圖部分地回答這些問題。我極大地受益於女性主義者和酷兒學者們的工作，她們關注到情感如何與我們的從屬狀況息息相關（Butler 1997b; Berlant 1997; Brown 1995）。這些學者向我們展示了社會形式（如家庭、異性戀、國家，甚至文明本身）何以是「重復」的後果。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正是通過規范的重復，世界才得以實現，「邊界、確定性和外表」才得以產生（Butler 1993: 9）。

只有通過對這種重復工作的掩蓋，這些規范才會作為生活的形式顯現。女性主義和酷兒學者們讓我們看到，情感對政治極為重要；情感讓我們看到，權力是如何塑造了我們的身體，以及這個世界的外表。

我關於情感的文化政治的觀點，不僅是對情感的心理學化和私人化的批判，也是對忽略情感強度的社會結構模型的批判，這種觀點讓這種結構被重構為存在的形式。對情感的關注，讓我們得以解答這樣的問題：即主體何以投入（invest）特定的結構，以至他們的失敗會被感知為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

從開篇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投入」如何發揮作用：國家成為愛的對象（object of love），正是因為將他者與「損失」、「傷害」和「偷竊」聯系了起來（見第六章）。在英國國家陣線那里，有色他者的存在甚至與英國的死亡聯系在了一起：「英國正在死去：你還要做多久的旁觀者？」

變為這個敘述中的「你」，就是要對那些不僅把國家的「好處」拿走，而且還威脅要毀掉「國家」（這象征著生命本身的終結）的人感到憤怒。無疑，情感提供了一個腳本：如果你接受這個邀請，將自己與國家並置，仇視那些威脅著要奪走國家的人，你就變成了「你」。

（情感的文化政治 [導論] 作者：Sara Ahmed 譯者：Alice Lian; Sara Ahmed(2004),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原載：https://book.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