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是對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的研究（如俄國形式主義）和對文學包括文學理論的意識形態批評（如馬克思主義文論）；而文學理論是對文學研究的研究，要對何謂文學以及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的各種論斷的預設加以探索性研討，因而，「(文學)理論是一種反思，對文學、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狀況的反思，一種對批評的批評或曰元批評」。在中國文學理論界，大量存在的主要是前一類研究，而後一類研究只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興起才逐漸進入學界的理論研究視野，此後於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進行的對於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以及學科性質等問題的探討對此有進一步的拓展，但總體而言，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理論成果還不是很多，許多從深層次上關涉到文學理論發展而需要深入展開的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與研討，文學理論的話語形態及其建構路徑問題即為其中之一。

張江在其近年來有關文學闡釋的系列論文中，明確提出了「理論的生成路線」這一問題。他指出，西方現當代文學理論之所以形成「強制闡釋」的理論缺陷，與「理論中心論」的話語生成方式有直接關係。「理論中心論」的總體傾向是：「文藝理論不是從文藝經驗和實踐出發，而是從概念和范疇出發；概念生成概念，范疇生成范疇；理論是唯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理論成為研究和闡釋的中心。」這種以理論為中心的話語生成方式，在話語特征上除去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之外，還有一個認識路徑上的顛倒與混亂，張江稱之為「混亂的認識路徑」 或曰「反序認識路徑」，即「理論構建和批評不是從實踐出發，從文本的具體分析出發，而是從既定理論出發，從主觀結論出發，顛倒了認識和實踐的關係」。他又說：「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問題是，西方文論的生成和展開，不是從實踐到理論，不是通過實踐總結概括理論，而是用理論閹割、碎化實踐，這是『強制闡釋』的認識論根源。」為此，當代文學理論必須進行「話語重建」，而出路即在於重返理論生成的正路，具體而言就是回到從文學文本、文學實踐出發走向理論生成的正確路線。他寫道：「由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走向具體，這是理論運行的基本方式。是否以文學實踐為出發點，不但決定著理論的前提是否正確、恰切，以及理論本身的形態和合理性，還直接關係到抽象的理論能否再一次走向具體、指導實踐，也即理論的有效性問題。這是由理論內部的邏輯自洽規律決定的。」因此，「從中國文學實踐出發，是所有中國文學理論建構的核心和關鍵」。從理論建構的意義上說，張江關於「理論的生成路線」的思考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何為正確的文學闡釋路線，一是何為正確的理論建構路線。就前者，他提出「本體闡釋」的概念，強調文學文本是文學闡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後者，他強調文學實踐是文學理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於闡釋也是理論工作的一部分內容，因而從邏輯上講，文學闡釋的出發點也包括在整體理論建構的路線之內。對此，張江明確指出：「『本體闡釋』的路線也是文學理論建構的路線，以文本為依托的個案考察是建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最切實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點。」張江所提出的文學闡釋路線、理論生成路線，其實也就是文學理論話語形態的建構路徑問題。

一般來說，作為精神生產的一個特殊部門，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的建構有其時代性的形成機制，受時代發展情勢、文學發展狀況、思想潮流語境等諸多因素的規約和影響，也與知識共同體中不同理論研究者對文學自身的認識，特別是對文學理論學科的性質、功能與話語特征的認識，以及建立在這些認識基礎之上的思維方法和建構路徑的選擇緊密相關。由於認識和選擇的不同，具體生成的文學理論話語就會有其不同的形態。其中，建構路徑雖然不是決定文學理論話語生成的唯一因素，卻是一個能在深層思維方式和基本理論范式層面影響其內容構成、存在形態、方法選擇等的重要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