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的解釋項是第一個符號在解釋者心中創造的另一個符號，「一個對等的符號，或者也許是一個更為發達的符號」（Peirce，CP 2.228）。因此，解釋項符號不可能等同於被解釋符號；它不可能是一種重復，正是因為它是經過中介促成的，是解釋性的，因而永遠是新的。對於第一個符號來說，解釋項是一種反應。它就這樣開啟了一個新的符號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更為發達的符號。作為符號，解釋項決定另一符號，而這一符號又會充當解釋項：因此，解釋項通往新的符號過程，發展著符號過程，是新的符號事件。因此，符號的意義是一種反應，是一個解釋項，這種反應或解釋項需要另一反應或解釋項。這暗示了符號與符號過程的對話性。一個符號在另一對它作出反應的符號中獲得意義，而這另一符號也會成為符號，條件是，另外再有一個符號對它作出反應，對它進行解釋；如此往復，以至無窮。用我們的術語來表述，符號過程三分關係中的「第一符號」，即通過符號中介而獲得意義的對象，是被解釋項，而賦予意義的是解釋項；解釋項可以分為兩種主要類型。

允許符號識別的解釋項是識別解釋項。這樣的解釋項與信號、符碼和符號系統有關。一個符號的具體解釋項，即解釋其實際意義的解釋項，可以叫做應答性理解解釋項。這第二類型的解釋項並不局限於識別被解釋項，而是表達它的符用意義，賦予它介入和參與的關係：解釋項對被解釋項作出反應，對它表明了立場。

雅克布•馮•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是一個意義生成過程模式。因此，它在結構上也具有對話性，它關涉「如果……那麼……」類型的推理。在「功能圈」中，「客觀連接結構」所產生的解釋對象變成解釋結果（由信號配置表征於有機體中），再由解釋項翻譯成引發某一行為使之成為「連接結構」的行為意向。這里的關鍵是，在這樣描述的「功能圈」中，被解釋項（解釋對象）與解釋項（它由另一解釋項來解釋，依此類推）之間建立起了對話關係。解釋項並不局限於識別被解釋項，而是與之建立一種互動關係。

不僅「功能圈」具有對話性，而且反過來，從嚴格意義上理解的傳達也可依據「功能圈」來分析。換言之，在一個試圖就某個物體傳達某種意義的信息發送者與信息接收者之間的對話性傳達關係也可依據「功能圈」模式來考察。
這一自我再生系統理論與淺薄的對話思想是不相容的，無論這種對話思想是基於將傳達描述為從信源到信宿的線性因果關係的傳達模式，還是基於受話輪轉換規則支配的會話模式。

關於對話性，理解為打開邊界的符號學的總體符號學也進一步發展了巴赫金及其「小組」提出的符號理論。對於巴赫金來說，對話是一個人的身體介入另一個人的身體的體現方式——（認為身體具有個體性、孤立性、自治性這樣的想法只是一種幻覺）。身體之間相互關聯性和肉體交互性通過「怪誕身體」形象（參見Bakhtin，1965）最為充分地表現於大眾文化、公眾領域的大眾化語言和狂歡節面具。相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巴赫金發起了我們稱之為「對話理性批判」的運動。正如「怪誕身體」隱含於他者身體之中一樣，自我以對話方式隱含於他性之中。事實上，我們已經說明，對話與身體密切相關。

巴赫金的對話性不能與他的生物符號學思想隔離開來理解。基於該符號觀，巴赫金批判了個人主觀主義和抽象客觀主義。對話關係不僅存在於嚴格意義上的人類世界，而且存在於更廣泛的生物世界。由巴赫金從哲學層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藝術層面發起的「哥白尼式革命」 關係到以全部的生命、需要、思想和行為參與到他者（包括人與非人）的生命之中的人。

(作者: [意] 佩特里利蘇珊·彼得里利, [意]奧古斯托·蓬齊奧; 原作名: 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譯者: 王永祥, 彭佳, 余紅兵;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