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與世界和他者身體之間具有重要的、牢不可摧的關係的身體。關注中心由身份（無論是個體的，如自我意識，還是集體的，即社團、歷史性語言或整個文化系統）向異他性的轉移本身就是一種哥白尼式革命（Ponzio，1997a）。隨著這樣的革命中心轉移，巴赫金的對話理性批判不僅開始質疑西方哲學總的趨向，而且還質疑催生西方哲學的文化主流趨向。

將符號學從語言本位主義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應該歸功於音樂語言。相對於符號學和其他符號和語言科學，音樂被證明是依據言語語言范式難以對付的主題。音樂語言是對語音本位主義的符號過程研究方法抵制最強烈的語言。音樂符號學必須回答這一問題：「哪種符號學是音樂符號學？」當涉及音樂時，符號學必須做好質疑自己的范疇和方法的准備。在符號學是「音樂符號學」的條件下，音樂可以理解為符號過程。此處的「音樂符號學」不是指應用於音樂的符號學，而是指音樂的符號學視角。若沒有聆聽，音樂則不可設想，所以，音樂符號學就是傾聽符號學。符號學應該首先采取傾聽的態度，而不是依據業已存在的范疇質疑不同的符號類型。總體符號學之總體性不僅是從范圍來理解，更是從傾聽的能力來理解（參見Ponzio，1993a：138—154；Lomuto與Ponzio，1997）。

醫學上的聽診即起於聽。在古希臘，音樂被認為具有治療特征。另一方面，符號學從症候學（或曰醫學症狀學）發展而來。蓋倫認為症候學是醫學的主要分支之一。

今天的醫學具有「生命權力」的功能，可以提高使身體從屬於生命政治的知識力量的技術（這受到米歇爾•福柯的抨擊）。醫學促成身體有控制地插入生產系統。今天的醫學科學有其專業研究，同時將身體視為自足的實體，強化了個體作為一個對他者漠不關心的獨立身份的主導性思想。在這樣的語境下，傾聽變成「直截了當的、意義明確的聆聽」，變成法律或「話語秩序」（Foucault，1970）強加的聆聽，變成「應用式的聆聽」、「想聽見」、強制說話並意義明確地表述。傾聽是一回事，而想聽見則是另一回事。傾聽是應答性理解：「傾聽就是說話，」巴特（Barthes與Havas，1977：989—990）的這一說法與巴赫金很相似；傾聽關注的中心是構成符號的對話性。相反，聽見，或想聽見、「應用式聽」都排除了應答性的傾聽。因此，它屬於固定了提問與應答角色的、將傾聽與應答性理解隔離開來的「封閉的話語世界」（馬爾庫塞）。理解為對話和應答性理解的傾聽會不斷生成新的能指和解釋項，卻不會使意義固定不變。相反，「應用式」聽將能指和解釋項固定在刻板的言語角色的網絡之中：它維護著「信徒、弟子、患者古老的位置」（Barthes與Havas，1977：990）。

傾聽對於總體符號學，對於隨時調整自己，從而保持與意義生成的宇宙一致，並理解這個宇宙的能力具有決定性作用。就社會和文化生活中被激怒的個人主義和當前科學研究中的「過度專業化危機」而言，存在分離主義和以偏概全的不同傾向（無論是疏忽所致，還是存心欺詐）；對於批評性地討論分離主義和這些不同趨向來說，傾聽是很有必要的。傾聽的能力是將符號學與其早期作為症候學的使命聯系起來的前提。假如考慮到生命與符號過程的趨同，符號學對整個星球上的生命感興趣，假如研究符號最初的動機之一就「健康」，那麼，今天的符號學在全球化時代不容忽視的一項任務是呼籲人們關注生命。

現在總結一下我們相信符號學的未來需要具備的條件，這正是巴里—萊切符號學計劃，這些條件歸納為以下十點：

第一，符號學必須建立於一套一般符號理論基礎之上。此一般理論與相關的符號概念必須避免符號學（尤其是索緒爾的符號論）常呈現出來的局限性：換言之，一般符號理論必須避免語言本位主義。語言本位主義視言語符號為一般符號，因而視語言學為符號學的典型科學。（從這一觀點看，巴特說得沒錯：符號論受語言本位主義的影響，結果被納入語言學之中，盡管索緒爾原來的意圖是將語言學納入符號論。）

(作者: [意] 佩特里利蘇珊·彼得里利, [意]奧古斯托·蓬齊奧; 原作名: 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譯者: 王永祥, 彭佳, 余紅兵;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