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古漢語中本來是一個指示代詞, 意即“此”或“這一個”。“求是 ”就是要通過考察具體的“此事”或“這一件事”，從而得出具有相對普遍意義的“是”與“非”。中國哲學的“求是”不脫離具體的“此事”, “求是” 的抽象哲學思維，也不脫離具體的直觀考察。《釋名 ·釋姿容 》說 :“視 , 是也 , 察是非也。” 可見求“是”離不開對具體的“事”的“視”與“察”。

再從哲學的表達方式上來說 , “是”不僅是從考察具體的“事”而來, 而且只有通過具體的“事 ”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所以在哲學思想的表述上 , 中國哲學家也傾向於用直觀的方法以“事 ”說“是 ”, 而不是脫離了具體的“事”, 用抽象的邏輯和理論體系來就“是”論“是”。

例如在《論語 》中 ,“仁”究竟“是”什麽 ? 我們找不到孔子給出的孤立抽象的統一定義 , 因為孔子總是就著具體的事情 , 針對不同的對象­­來說“仁”, 而並不是脫離了具體事情 , 僅從邏輯上來推衍“仁”“是”什麽。

對不同的弟子, 對不同的問題, 孔子都能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揭示“仁”之一端。這實際上正表明 , 所謂“仁”的“是”, 即體現於平常日用之中 , 體現於具體事件的處理對待之中。

離開了這種平常日用 , “仁”便什麽都不“是”。又如諸子文章喜歡用寓言故事和比喻來說道理 , 這也是一種以“事”論“是”的表達方式。

“是”與“事”的關聯還表現為中國哲學，相對來說比較重視“事功”, 以“事功”檢驗哲學之“是 ”。墨子“三表法”最後一表是要落實於功用 ,“廢 (發 )以為刑政 ,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 11 ]164。從中國哲學的立場來看 ,哲學理論上的根本是非 ,其實跟現實世界的事務是有關聯的 ,否則哲學就失去了意義。

因此哲學之“是”, 不可能是完全價值中立、不帶有“事功”考慮的。同時 , 中國古人相信“得事理則必成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 ”[ 13 ]183, 如果不能見成效於“事功”, 則表明“道理”的不“是”。俗語所謂“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也就是這個意思。只有在“遛遛”的事情中 , 才能看出騾子和馬的“是”。

三、“是 ”與“史 ”

“是 ”與“史 ”的關係表現為善於從以往的歷史中來探求“是”, 表現為對歷史經驗的重視 , 對歷史傳統的尊重。中國古人在思想和行動上，都十分尊重歷史依據或所謂“前代故事”的權威性。治理國家 , 強調要以史為鑒 ; 論說是非 , 也喜歡引經據典。

“事”與“史 ”兩個字在字源上是同源的 ; “史”其實也就是歷時性的“事”, 是“事”在時間中的延續。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記錄和探討 , 來“究天人之際 , 通古今之變 ”[ 12 ]254,也就是要借助前人的已有的實踐和經驗來證明“是”, 特別是以歷史事實來論證社會發展和政治之“是 ”。

中國古代很少有全盤否定古人的哲學家 , 恰好相反 , 大多數哲學家喜歡托古 , 通過對古代文獻的創造性闡釋來表達新的哲學思想 , 推動哲學的發展。如先秦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 14 ]15, 墨家的崇尚“夏道”, 道家推崇黃帝 , 農家依托神農等等。

墨家的“三表法”第一條就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 ”[ 11 ]164。先王的政跡和歷史傳統成為論證一切哲學原理和政治原則之合法性的重要依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