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史學傳統 ,這種史學傳統由孔子開創 ,它不僅只是對歷史事實秉筆直書 ,而且要在其中善善惡惡 ,褒貶是非 ,寄寓微言大義。所以中國古代像《春秋 》、《史記 》那樣的偉大史學著作 ,同時也可以說是哲學著作。由此更形成了作為中國哲學之重要載體的經學傳統 ,漢代的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等 ,都可以納入這種廣義的經學傳統 ,因為它們都是通過對歷史文獻的

重新闡釋來表達其哲學觀念和理論體系的。在這種闡釋中 ,引經據典 ,溫故知新 ,繼往開來 ,“史 ”便成為論證當下之“是 ”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參照指標 ,而“是 ”也就存在於歷史的延續之中。例如儒家的“道 ”究竟“是 ”什麽 ? 用韓愈的話來說就是“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 ”的那個東西[ 11 ]174,就存在於歷史傳統之中。個人的創造也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中的創造。完全脫離歷史傳統而自以為“是 ”的東西 ,在中國哲學史上就不大可能被公認為“是 ”。

1. 四、“是 ”與“時 ”

“是 ”與“時 ”兩個字本來就同源同義 ,此時當下即為“是 ”。“是 ”與“時 ”的密切關係提示著“是 ”作為當下此在之理解闡釋的性質 ,說明“是 ”具有時間性。“時 ”兼有“時機 ”、“時代 ”、“時勢 ”之含義。中國哲學善於在一定“時 ”的條件下來談論“是 ”,而不是把“是 ”看成是可以脫離具體時空而存在的東西。因此能否“因時宜 ”、“識時務 ”也是判斷是非的一個標準。關於“時 ”對於國家政治的重要 ,《管子 ·霸言 》篇曰 :“聖人能輔時 ,不能違時 ;知者善謀 ,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 ,以備待時 ,以時興事。”[ 6 ]143可見政治措施之“是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適“時 ”。什麽是治國的準繩 ? 管子說“國準者視時而立儀 ”[ 6 ]388,商鞅說“當時而立法 ”[ 17 ]2, 桑弘羊說“異時各有所施 ”[ 18 ]61。這都說明治國方法之“是 ”,是因時而作 ,因時而化 ,隨其事宜 ,不必因襲 ,可以損益。“時 ”對個人的“是 ”同樣也很重要。

《郭店楚墓竹簡 》中有一篇《窮達以時 》,就講到“時 ”對個人的重要 ,一個人的德行、才幹究竟“是 ”什麽 ,都依托於一定的“時 ”。一個人的“是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所處的“時 ”,得其“時 ”,他可能“是 ”英雄豪傑 ;不得其“時 ”,他就可能什麽都不“是 ”[ 19 ]145。總之 ,得時、適時即是 ,失時、違時則非。因此中國哲學認為離開了具體的“時 ”也就無所謂“是 ”,求“是 ”的過程也就包含識“時 ”。“是 ”並非總是絕對的 ,一成不變的 ,往往也會因“時 ”而移易 ,故《莊子 》書中有所謂“移是 ”之說[ 7 ]8052807,孟子有名言曰“彼一時 ,此一時 ”[ 20 ]33,因此彼時之所“是 ”未必適用於此時。孔子既已質疑“觚不觚 ”,卻又妥協說“觚哉 ,觚哉 ”,說明“觚 ”固有其作為“觚 ”之所“是 ”的規定性 ,但這種規定性又不是絕對一成不變的 ,而是可以因“時 ”而易的。也就是說是可以“變通 ”的。

《易 ·系辭上 》說 :“變通者 ,趨時者也。”孟子之所以稱贊孔子為“聖之時者 ”,就是說孔子善於因“時 ”而定“是 ”; 因時定是 ,也就是“時中 ”。任何“事 ”都有具體的“時 ”,離開了具體“時 ”的“事 ”是不存在的 ;因此 ,“實事求是 ”也包含“實時求是 ”、“與時俱進 ”的意思。任何道理、任何理論 ,都要與時俱進。不與時俱進 ,任何原先的“是 ”都有可能變成“不是 ”或“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