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雖然在「批判法」之外，給了「論題法」一定位置，但此「論題法」畢竟是附屬性質的，也就是說，只有在它服務於對自然的研究時它才是有意義的。說到底，培根與笛卡爾一樣推崇自然之「知」而輕視人文之「知」，推崇理論真理而貶斥實踐真理。

維柯的思想並不是從外部，即人文主義的立場對17世紀的「科學革命」做出反駁，而是在充分認識到「科學革命」的成就和意義基礎上，對其局限性做出的敏銳洞察和分析。具體而言，維柯擔憂的是將幾何學的方法和規則簡單地導入自然學領域，以及由此導致的將數學的世界與自然的世界相混同的危險。幾何學的方法是數學家建立起來的，只能適合於數學的世界，而自然學領域則必須有自然學獨自的方法。如果無視這一點，將幾何學的方法機械地運用於自然領域，就會把兩者視為同質的存在。

幾何學的方法只是將已經能夠發現的東西進行正確的排序，而發現則必須依賴創意的能力。維柯本身並沒有要建立一套哲學體系的企圖。包括其為抗衡笛卡爾的「批判的方法」而提出的「論題法」，也只是作為一種辯論術或修辭學的概念而展開論述的。即使他強調「論題法」的在先性，也是在人們學習或掌握各種學問的次序等意義上來立論的。但如果我們考慮到維柯對古老的「論題法」的哲學內涵做了深化，考慮到其對現代哲學的諸多啟示，我們也可以稱其哲學為「論題哲學」。

維柯的「論題法」首先強調知識與實踐智慧的區分。自然研究中近代的數學方法、試驗方法是有效的，運用這種方法，我們確實可以得到對事物某些本性的確定認知。但在社會或歷史領域，這種方法就顯出局限性。因為人文學科或實踐學科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人卻有著自由意誌，有各種情感欲望的存在。如果我們將人視為單純的理性的存在，按照某種理念去解釋社會或歷史，就會誤入歧途。這不僅因為社會或歷史現象具有無窮變量，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不可能像處理幾何學問題那樣窮盡這些變量，更因為知識要求用一個原因演繹式地解釋許多自然現象，而實踐的智慧則要求用眾多的原因說明一個社會歷史現象。與此相關，維柯對最高真理與最低真理進行了區分。基於演繹而得的所謂理論真理因為排除了常識和意見的糾纏，所以看起來是純粹的、必然性的最高真理，而實踐的智慧不僅得到的是或然性的真理，而且需要照顧人們對真理的看法和感受（即常識）。

從思維方式上看，「批判法」追求事物表象之後、之外的邏輯必然性，所以是對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的特征進行分析概括；而「論題法」則是對事物本身進行多方面的、多層次的、立體的把握，是對事物的具體的、特殊的性質的認識。正如維柯在對古代羅馬的醫學與近代機械論醫學的比較中所指出的，「批判法」體現的是分析思維、主客分離思維、清晰思維；而「論題法」體現的是一種系統思維、整體思維、模糊思維[11]。「論題法」所體現的這些哲學內涵都與後現代哲學的某些觀念有相近之處，所以維柯受到現代西方哲學界的推崇不是偶然的。

二 維柯的「論題法」與中村的「場所哲學」

維柯的哲學最初傳入日本，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1942年，克羅奇的《維柯的哲學》（1911）由青木岩氏翻譯成日文出版。這可以說是維柯哲學被正式介紹到日本的開始。在日本，第一位從正面對維柯思想進行考察的是三島憲一[12]。1974年10月，他在《思想》雜誌發表《無歷史時代的歷史意識》一文，以維柯為起點，考察了從黑格爾到德里達的歷史意識的演變。他對維柯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其以歷史本體論代替自然本體論的歷史觀給予了積極評價。1975年10月，中央公論社出版了維柯的《新科學》的全譯本（清水幾太郎監修，清水純一、米山喜晟翻譯），以此為契機，維柯在日本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日本的哲學家已經不滿足只是介紹維柯的思想，而是在吸收維柯思想的同時，結合自己的思考進行新的哲學構築。其中，1979年中村雄二郎出版的《共同感覺論》就是標誌性的成果。該書以「共同感覺」來解釋維柯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常識」，結合現代深層心理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成果，對科學的「知識」與社會歷史的「常識」的區別，以及與社會歷史意識相關聯的「常識」的重要意義做了深度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