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章炎·論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

中國絲綢譽滿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陸兩路向外傳播。中外學者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還沒有系統地研究中國絲綢通過海路外傳，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響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實，中國的絲綢由海路外傳，比陸路持續的時間更長，到達的地區更廣，在曆史上的影響也更大。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去探討和研究。我在就個人的初步研究，談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

一、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時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國絲綢的外傳及其影響

從東海（今黃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鮮和日本。據曆史記載，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時，就“教其民田蠶織作”。公元199年中國蠶種東傳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國女王卑彌呼派使者到中國贈送禮品，魏明帝回贈精美絲織品。這是中國絲綢作爲皇帝的禮品而傳入日本的最早文獻。南朝時，中國派四名絲織和裁縫女工到日本傳授技藝。他們對日本絲織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海船從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帶了大批黃金和絲織品，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遠航到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換取上述國家的特産，然後從斯裏蘭卡返航。這樣，早在公元前，中國絲綢就傳入上述各國。

隨著中國政治影響的日益擴大和由于中國精美絕倫的絲綢對世界各地具有的極大吸引力，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洲各國都派使節到中國通好，獻禮品以求賞賜絲綢和進行貿易交換。便如，據《後漢書》記載，公元131年，今爪哇（當時的葉調國）、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當時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緬甸（當時的撣國）都遣使業中國進獻方物，換得絲綢。這是中國絲綢傳入今日印度尼西亞、印度和緬甸，並通過緬甸到歐洲大秦（羅馬）的另一條途徑。

這個時候的特點如下：中國絲綢從海路外傳雖開始很早，但作爲商品交換，只限于統治階級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貢貿易”爲主，其數量、次數和規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達到“敦睦邦交”和擴大對外政治影響；還未注意到通過海外貿易，在經濟上能增加國庫的收入。民間的海外絲綢貿易，從外國文獻來看似早開始。而在我國史書中卻很少記載，可見絲綢作爲商品生産和商業活動，還不普及和發達。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時期----唐、宋時代（960-1279）中國絲綢的外傳

唐朝和日本、朝鮮的海上貿易較前代更加頻繁，日本的遣唐使，名義上雖是遣使貢方物而唐亦回賜絲綢作爲禮品，裨上是變相的官方貿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國，每人賜絹五匹，共計1，350匹。從宋朝開始，出現了民間貿易。據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報告“自置船一只攜帶各種絲綢和瓷器到日本貿易。”可見當時民間絲綢貿易已很發達。在頻繁的民間絲綢貿易的影響下，日本出現了在仿制“唐綾”（中國絲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博多織”的紡織法。

朝鮮和中國的貿易也很發達，許多來自新羅的朝鮮的人在中國楚州（今准安）僑居。當時楚州是通往朝鮮、日本的重要海港，這些新羅人經營海上運輸，爲中日和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布絲綢中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唐代地理學家賈耽說，中國海船從廣州經南海到波斯灣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時三個月。這條航線把中國和三大地區；：以室利佛逝（今印蘇門答臘）爲首的東南亞地區；以印度爲首的南亞地區；以大食爲首的阿拉伯地區，通過海上絲綢貿易連接在一起。這些地區是中國絲綢貿易的集散地；也是當時世界上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的中心。這條傳布絲綢到外國的航路，在傳布絲綢的同時，對促進各國之間的特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傳布和影響，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趙汝適的《諸蕃志》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兩書著者是寧代人，也有與上述相同的記載。

綜上所述，這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中國絲綢作爲商品外傳已由陸路轉向海路。唐朝開始設市舶司到宋朝又有發展，標志著海外絲綢貿易性質的轉變。除原有的“朝貢貿易”外，則以市舶貿易爲主；開始從過去只注意政治上擴大對外影響，以達“敦睦邦交”，而發展到把它作爲財政經濟上的一項重要收入。市舶貿易對宋政權的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爲例，它占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絲綢貿易外，民間海商住海外進行絲綢貿易的，也蓬勃發展。絲綢作爲商品生産和商業活動已經很發達。

三、海上“絲綢之路”的極盛時期—元、明、清各代（1271-1840鴉片戰爭）中國絲綢的外傳及其影響

這個時期，中朝兩國進行互通有無的互利貿易。朝鮮以産好馬著稱，而中國缺馬，就于公無1393年以一萬九千七百匹的精美絲綢換取九千八百匹好馬。這時中日貿易也十分活躍。走私絲綢貿易盛行，1547年朱紈圍攻雙嶼島時光是逃脫的中外走私船只，就達一千二百九十多艘。商人在貿易中獲得驚人的利益。據說一斤生絲運到日本就可賣到二十倍的價錢。據統計從1662-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載運絲綢的中國商船到日本海港的多達6，200余艘。當時白絲貿易盛極一時，在整個貿易額中，占百分之七十。

據元人汪大淵〈〈島嶼志略〉〉說，中國絲綢從泉州輸往海外數達40多個國家和地區、絲綢品種之多雄辨地說明：這條航線通到哪裏，哪裏就有絲綢貿易的交換，中國絲綢就傳布到哪裏。

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從1405年至1433年曾先後七次率船隊遠航，經曆了三十余國，最遠達非洲東岸。他第到一地都以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換取當地的特産或饋贈當地的國王。1567年海禁開放後，福建海商到呂宋經商的最多。張燮的〈〈東西洋考〉〉說：“華人皆多呂宋，往往久居不歸、、、、、，聚居呂宋者，漸至數萬”。這是因爲西班牙殖民者于1595年占領菲律賓以後，中國海商開辟了一條由南海起航，途經馬尼拉到美洲的新絲綢之路，被稱爲“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

綜上所述，這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

這個時期的海外貿易空前發展，其方式已不象前一時期只是采取消極的招邀和獎勵外商來華進行貿易，而是主動地派高級官員，率船隊往海外各國訪問，並以絲綢、瓷器等爲主，進行貿易交換。民間海商往海外貿易的空前活躍，並發展到呂宋乃至拉丁美洲進行絲綢貿易。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極盛時期。這時絲綢貿易已經和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以及和各國的友好往來，文化交流交織在一起，規模之大，範圍之大和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

四、中國絲綢外傳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一）、中國絲綢的外傳：（1）有助于改善當地人民的穿衣問題，古代南亞、東南亞各地人民都喜歡穿中國的絲綢制的（筒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豐富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東南亞地區人民“以帛纏首”在中國文獻中比比皆是。至今緬甸人輾仍喜戴絲綢制的“崗包”（帽子），這就是說絲綢還可作爲一種修飾品來豐富和美化人民生活；（3）有利于一絲國家絲織品工業的發展。沒有中國蠶絲的供應和支援，工廠就要倒閉，工人就要失業。因此，中國蠶絲外傳，支援了他們絲織工業原料不足的困難，有利于這些國家的民族工業；（4）也促進了中國絲織工業的發展和繁榮。以盛澤鎮爲例，明初，名叫“青草灘”由于海外絲綢貿易的發展，很快繁榮起來，到明未它就成爲一個重要的絲綢貿易市場，報告說該鎮從事出口絲綢工業的不下萬戶，絲織工人在五萬以上，所織綾羅、縐紗歲可出數十萬至一百萬匹。

（二）、我們還必須指出海上“絲綢之路”，還遠遠不只是向外傳布絲綢，還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瓷器、醫學、中草藥等傳布到世界各地。同時也把外國的特産如：珍珠、寶石、象牙、犀角、香料；礦産如：金、銀、銅；動植物和經濟作物等新品種傳入中國。這種發明創造和生産技術的互相交流，促進了人類曆史的前進和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三）、我們還應指出，唐、宋、元各代，特別是從明代開始，中國海商和破産的農民，爲了往海外謀生，通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流亡到世界各地定居，並婚娶繁衍。這是造成今天海外華僑人數衆多的原因之一。他們對發展當地的工農業生産，繁榮商業和城市建設，都作出過很大貢獻。

（四）、海上“絲綢之路”雖以絲綢貿易爲開端，但其意議卻遠遠超過絲綢貿易的範圍。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又把世界文化的發源地如埃及、兩河流域、印度、美洲印加和中國等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海上大動脈。使這些古代文明經過海上大動脈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異彩，給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中國絲綢通過海路外傳，最初只是在經濟上互通有無，作爲商品交換；後業突破了經濟範圍疇，發展爲與政治、外交、文化、藝術乃至人民生活都發生了密切的關系，並且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如果說中國絲綢和其他創造的向外傳布都是對人類進步和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那麽所有這些貢獻，除陸路外，都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傳布來完成的。這就是本文以上所論證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