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半房子（如果這種空間單位在英語裏還有意義的話），我們仨住在裏面，房裏鋪著鑲木地板，我媽強烈反對他家裏的男人，尤其是我，穿著襪子走動在地板上。她堅決要求我們時時穿上鞋子或拖鞋，她告誡我，這會讓她想起一種古老的俄羅斯迷信；那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她會說，它可能預示著家裏要死人。

當然，也許她只是認為這種習慣不文明，象那些普通的壞習慣一樣。男人的腳散發著臭味，而那個時代還沒有除臭劑。不過我想，一個人確實很容易滑倒在擦亮的鑲木地板上，尤其是穿著羊毛襪子時。如果一個人年老體弱，後果可能是不幸的。鑲木地板與木、土等有密切關系，因此我進一步想到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裏的近親遠戚腳下的地面。無論距離多麼遙遠，地面都是相同的。甚至生活在河對岸，在那裏我隨後可以租一套或一間我自己的房子，無須確定理由，因為那個城市裏有那麼多河流和運河。盡管有些河流很深，足可使適於遠航的輪船順利通過，我想，死神會發現它們很淺，否則，按照地下流行的標準，它可能在水底之下緩緩通過。

現在，我媽和我爸去世了。我站在大西洋岸邊：那麼多水把我和我的兩個還活著的姑母以及我的堂兄弟隔開：一道真實的深淵，那麼大，甚至足以混同於死亡。現在我可以穿著襪子走進我的內心世界，因為在這個大陸上我沒有任何親戚。家中唯一的死現在只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盡管那意味著發射機與接收機融為一體。這種合碰的怪事幾率很小，這正是電子學與迷信的區別。不過，如果我不穿著襪子走在這寬闊的加拿大楓木地板上，既不是由於這種必然性，也不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而是因為我媽不會贊成。我猜我要把過去我家的習慣保持下去，既然我是它的遺留。

 

我們仨住在我們那一間半房子裏：我爸，我媽，和我。一個家庭，當時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家庭。當時是戰後，很少有人能養得起一個以上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不能讓父親活著或存在：巨大的恐怖和戰爭摧毀了許多大城市，尤其是我的故鄉。因此我們應該認為我們自己是幸運的，尤其是由於我們是猶太人。我們仨都活過了那場戰爭（我說“我們仨”因為我也出生在戰前，在1940年）；無論如何，我父母也活過了三十年。

我猜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幸運的，盡管他們同樣從未談過。大體上，他們不太有自知之明，除非當他們變老和不適困擾他們時。甚至那時，他們也不會用那種使聽者恐懼或令他同情的方式談論他們自己和死亡。他們只是咕噥著，或不指明具體部位地抱怨他們的疼痛，或詳細地討論某種藥物或其它什麼事。最親近時，我媽會講出這樣的話，同時用手指著一套非常精致的瓷器，說道：這就歸你了，等你結婚時或當……她會打斷自己。有一次，我記得她和她的一個不太友好的朋友在電話裏交談，我得知她的朋友病了：我記得我媽從街上的電話亭出來，我正在街上等她，在她玳瑁殼邊框的眼鏡後面，她非常熟悉的眼睛裏伴隨著稍微有些陌生的表情。我靠著她（我已經比她高了許多），問那個女人說了什麼，我媽回答，漫無目的地盯著前面：“她知道她快死了，就沖著電話哭喊。”

他們把一切都看作理所當然的事：體制，他們的無力，他們的貧窮，他們任性的兒子。他們只是試圖充分利用一切：堅持將食物端上桌子——無論那種食物是什麼，都把它變成碎屑；量入為出——盡管我們總是生活在發薪日與發薪日之間，還是儲存一些盧布讓孩子看電影，遊覽博物館，買書以及零食。我們所有的器皿，用具，衣服，家庭日用織品總是潔凈的，發光的，熨過的，補過的，漿硬的。桌布總是一塵不染，異常整潔，燈罩上面的灰已被撣去，鑲木地板光亮清潔。

令人驚異的是他們從不厭倦。勞累，是的，但不厭倦。他們大多時間呆在家裏，站立著：做飯，洗衣，在我們套房的公共廚房和我們的一間半房子之間來回穿梭，隨手做些這樣或那的家務。當他們坐下來，當然是就餐，但我記得我媽多數情況下坐在一張椅子裏，俯身於手工組合的腳踏上讓縫紉機歌唱，收拾我們的衣服，把舊襯衫領子的裏面翻出來，修理或重新校正舊外套。至於我父親，他唯一坐在椅子裏的時間是當他讀報時，要不就在他的書桌前。有時在晚上他們會通過那臺1952年產的電視機看一部電影或一場音樂會。那時，他們也會坐下來……就這樣，坐在空空的一間半房子裏的一把椅子上，一個鄰居發現我父親死於一年前。

 

他比他妻子的壽限長十三個月。超過她78歲的生命，他活了80歲，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間只有32年。他們是如何相識，如何相戀的，我幾乎一無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年結婚的。我也不知道最後十一或十二年，沒有我的那些日子，他們是怎麼生活的。因為我從未聽說過這方面的消息，我最好臆斷他們的日常生活一如平常，沒有我，也許他們的情況甚至會好轉：一方面是金錢，另一方面是不必因我再次被捕而擔憂了。

只可惜在他們晚年我未能幫助他們；只可惜他們垂死時我不在他們身邊。我這樣說與其說是出於內疚感，不如說是因為一種相當自我本位的願望：一個孩子伴隨他父母穿越他們生活的所有階段；因為每個孩子無論如何會重復他父母的進步。畢竟，我可以證明一個人想從他父母了解自己的未來，自己的衰老；一個人還想從他們了解這個終極的經驗：如何死。即使一個人對這些一無所需，他會知道向他們學習，無論多麼不自覺。“當我老了，我也會這樣看嗎？這種心臟病或任何別的問題是遺傳的嗎？”

我不知道也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在最後的日子裏是怎麼感覺的。多少次他們感到恐懼，多少次他們做好了死的準備，當時他們是如何感受死緩的，他們如何重新開始希望我們仨會再次團聚。“孩子，”我媽會在電話那頭說，“我這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再見你一面。這是使我活下去的唯一動力。”過了一會兒，“五分鐘前你在做什麼，在你打電話前？”“說實在的，我正在洗碗。”“哦，那很好。洗碗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時它非常有益於身心健康。” （程一身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