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東西攜新長篇小說《篡改的命》參加上海書展，這是他繼《耳光響亮》、《後悔錄》之後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寫的是一個鄉村男子進城“改變命運”的故事。東西告訴澎湃新聞，相比舊作，《篡改的命》離現實更近一點。“這部更極端，對自己的沖擊力也更大。”

8月22日下午，東西接受澎湃新聞專訪。“作家就是一個接收器，張開毛孔，豎起耳朵，接收生活中的各種信息。我寫這個題材是因為我本身是從鄉村出來的作家，我經常在城市和鄉村穿梭。穿行中我發現，在今天這個時代寫一個改變命運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會有豐富的信息。”

至於對新作的滿意度，東西表示自己不做評價，等著讀者評判。“寫作者寫出一個東西，但是到讀者那還算不算一個東西？不好說。”

每一個人都是被生活攆著走的

故事中，出身鄉村的汪長尺被老父寄予“改變命運”的厚望，想在城裏立足，但經歷了“大學錄取被人頂替”、“打工領不到薪水”、“替人蹲監賺錢”等種種現實後，最終選擇“妥協”——汪長尺把親生兒子送進有錢人家，然後選擇消失。他在給父親的遺言中說：“汪家的命運已徹底改變，我的任務完成了。”

“寫的時候我就非常同情汪長尺這個人。我想寫一種命運的改變，其實這種改變在今天是蠻難的。一個‘三無人員’（無權、無勢、無存款）想改變自己，甚至想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真的蠻難的。”寫到最後，東西甚至覺得小說不是虛構，而是現實。

在小說裏，汪長尺的老父覺得自己的（農村）身份是可厭的。為何他會產生這種心理？東西答：“當然和整個社會大環境是有關系的，城鄉有巨大差別。所以想要填平這個差別，首先就要把自己變成城裏人。”

“過去我們想象的鄉村的美好，比如桃花源似的，或者沈從文筆下邊城式的美好感其實在消失。”在東西看來，一種美好感消失以後，就要找另一種美好，於是農村人就想到了城市，想象在城市改變自己的生活。“人才也好、自然資源也好，都在往城市聚集。因為有資源，所以人們向往。資源流失，人心也就跟著走了。”

“現在鄉村裏多少孩子在城裏掙錢，這是現實。”東西說，“如果大家都生活在桃花源裏，做神仙似的，為什麽還會想去改變？”在東西看來，整個商業社會剝奪了鄉村人做神仙的環境。“鄉村的人要過好生活，必須要掙更多的錢。”

但東西也表示，汪長尺這個形象並不僅僅局限於鄉村。“其實他是一個社會底層的代表。城市裏也有身處底層的人，城裏人想改變命運的心理是一樣的，只是沒汪長尺那麽困難。”他感慨說，每個人都想改變命運，每一個人都是被生活攆著走的。

對於這部小說可能引發的思考，東西希望是“多元”的。“有人認為這是寫城鄉差別，有人認為草根的上升空間小，也有人認為下一代的幸福要建立在上一代的犧牲之上。如何解讀就交給讀者吧。”

“中國式”父愛

東西向澎湃新聞坦言，自己是一個悲觀的人，只是悲觀中還是有溫暖。在《篡改的命》這樣一部疊加了好幾個殘酷現實的小說裏，起碼還有親情在。“在人走投無路的時候，支撐自己走下去的就是親情了。”

“上一輩對下一輩的愛，愛到變形。”東西說，老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汪長尺幫他完成，進城實際是老父想象的天堂。汪長尺進城後，才發現還有很多曾經想不到的困難，於是只能再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而下一代的改變是要有基礎的，需要良好的教育，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於是汪長尺悲觀了，投降了，做出了“送走孩子”的舉動。

“他（汪長尺）以為這是改變。”東西苦笑，“也許真的是改變了，但是這個改變和他已經沒有關系了。”

“從他的角度來說，雖然是巨大犧牲，但這就是巨大的愛。就是‘只要你幸福，和我沒關系也不要緊’。”東西感慨，“只有中國的父母才能做到這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部也是非常‘中國式’的作品。”

盡管“送走孩子”的行為有違人倫常理，但東西坦言自己其實非常理解主人公。“我跟著人物走，進入了人物的邏輯。如果你是作者，你能想出比送走孩子更好的辦法？這種方法對他來說已經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但凡有別的辦法，中國的父親都不會選擇送走孩子。這是‘絕望裏的希望’吧。”

東西聯想至當下，也經常有父母說“只要你（孩子）有出息，我付出任何代價都願意”。“在現在中國，哪一個父母不是這樣的？撿垃圾的、舉債的、陪孩子讀書的，農村很多家庭想盡辦法讓孩子去讀書。即便是城裏的家庭，經濟並不寬裕，也要想盡辦法讓孩子出國留學。”

自我定義為一個“寫作者”

寫這部《篡改的命》時，東西的下筆變得越來越“猶豫”，從2013年5月寫到了2015年5月下旬。過去，他寫完一個段落最多看兩三遍便接著往下寫，直到小說完成再回頭看一遍。現在，他寫完一個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寫。“每個人寫作習慣都不同，有人快，有人慢。文壇也是一個生態。我就想寫自己想寫的小說，表達我的內心感受。”

“我覺得圈內曾有過一種風尚，好像特別注意思想、方法，但是寫出的人物卻是蒼白的、沒有血肉、情感和溫度的。甚至有作家故意警惕小說中的感動。”在東西看來，小說是從“打動別人”開始的。

除了投入情感，東西還在這次寫作中運用了一些電影的技巧，比如蒙太奇的運用。“在沒寫劇本之前，我是寫不出來的。”東西承認寫劇本會對寫小說造成“破壞”，但也認為寫劇本對寫小說同樣有所幫助。

他解釋說，劇本要求故事性、戲劇性，這些用在小說裏就會顯得激烈。且劇本的呈現由導演、演員共同完成，語言上不會過度講究。“如果先寫劇本再寫小說，手會生疏，要慢慢找回感覺。所以寫劇本對寫小說有一定的傷害。”東西說，“但另一方面， 先鋒小說之後，很多傳統寫作的東西就被拋棄了，讀者看得很枯燥。要把讀者叫回來，我們可能還需要故事性、豐滿人物等劇本的元素。”

東西為人熟知的，是他有許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比如小說《耳光響亮》、《我們的父親》和《沒有語言的生活》被改編為同名電視連續劇，統稱為“後家庭倫理劇三部曲”。“其實大家現在都想開了。影視就是影視，小說就是小說，要分開對待。”目前，《篡改的命》還不確定是否會被改編為影視作品。

東西告訴澎湃新聞，一個作家的作品被改編，這是作家的意外收獲，或者可以說是創作的利息，可以擴大作品的影響力。“但要影視作品完全復制小說、傳遞作家的想法，或者說小說的內涵通過影視作品完整表達出來，這是不現實的。”東西解釋說，不同手法有表現差異，影視需要考慮收視率，需要更緊湊的故事，那麽就要對原著有所改動。“所以現在很多作家賣了版權後也不幹涉影視公司了，他還是寫他喜歡的東西。其實是兩回事。”

如今，東西仍然自我定義為一個“寫作者”。“我覺得這是高興的事，我從高中開始就希望用筆寫我所思、所想、所感。”他說，“寫作還有一件幸福的事就是我的心靈可以影響到別人的心靈，我的作品可以在別人心裏掀起一些微瀾。這就是對一個寫作者最高的獎賞。” （2015年08月24日，澎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