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處於什麽時代？

從世界角度來看，我們現處的時代可能被看作是一個過渡期，從18世紀初期開始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啟蒙運動到後現代社會的“二次啟蒙”。從中國角度來看，我們的時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嚴峻時刻。總之，現在的這個時代對人類社會來說將是走向新時代的一次難得的機遇。

自從18世紀的啟蒙時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歷了大約300年，在此期間西方世界實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化”。但是現在，“現代化社會”正在遭遇越來越多棘手的問題。康德（見圖）主張啟蒙運動的標語應該是理性，但是近年來該“理性”面臨著自身的很多問題。最初，“理性”包含兩個相關的方面：“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這兩方面在人類發展進程中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當今世界的現實是“科學萬能”以及“工具理性”，已經使得人性化的“價值理性”相形見絀，而後者漸漸趨於邊緣化。因此，一切都變成了“工具”：人們成了別人的工具，自然界也變成了人類用來謀取利益的工具。

人類毫無節制地開采、破壞、浪費自然資源，已經嚴重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正常、和諧的關系。反過來，自然環境的日益惡化，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雖然早在1997年12月，人類就在日本東京簽署了關於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但是有些發達國家在其實施的過程中設置了重重障礙。這說明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正被一些西方領袖改變為“非理性”和功利主義的“工具”。

隨著工業化的興起，“自由市場經濟”促進了人類財富的大幅增長，人們從中獲利匪淺。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如果“自由市場經濟”繼續像貪婪的怪獸那樣增長，沒有有效的監督、控制或限制，遲早會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紊亂。耶魯大學的保羅·肯尼迪教授認為自由主義將人們從以前市場經濟時代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但是它又將人們推進了金融危機和社會災禍的危險之中。

啟蒙運動的另一條標語“個性解放”，最初是針對宗教迷信和大眾愚昧，鼓勵人們全面意識到自己的長處，從而全面發掘他們“自由的”創造力。但是今天，國家已成為統治其他國家的工具，帝國主義國家對該工具別有所用，以此來支持自己的霸權，將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加在其他國家和民族之上，推動一種普遍主義。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畸形發展使得人們不再追求“理性”，而是沈迷於權利欲望及金錢崇拜中。

因此，不管何種群體的人們都生活在痛苦以及精神沖突中：普通人竭盡全力地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知識分子不斷經歷著自責與內疚，因為他們無力解決社會混亂，無法贏取人們的信任；政治家生存在自我欺騙的狀態下；企業家想方設法地找出自己的路子來解決相互矛盾的規則和制度。不管級別和身份，似乎人人都向往的幸福生活難以企及，而幸福躲開了所有人。但是，這不是任何一個個體造成的問題，而是在重要的過渡時期的陣痛中整個社會難以避免的傷痛。因此，這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而努力奮鬥。
　　
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兩種思潮
　　
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圈出現了兩種意識形態趨勢，顛覆了傳統的“一元論”。一種趨勢是“後現代主義”，一種發源於西方的思想，旨在解構“現代性”。20世紀80年代初期，“後現代主義”已經進入到中國，但那時並沒產生多大影響，然而到了90年代，中國的學者突然對它表現出極大興趣。另一種趨勢是“國學熱”，一種對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狂熱追求。事實上，在20世紀80 年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已經大肆宣揚要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直到90年代這才成為一種迫切的潮流，這時候國學在北京大學悄然興起。這兩種趨勢的興起對我們意味著什麽呢？

20世紀60年代，為了拯救人類社會，取締現代性的消極影響，“後現代主義”的思潮在西方率先興起。在其早期，後現代主義是“解構性後現代主義”，是被用來解決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的一種方法。其目的是解構現代性、顛覆一元論、促進多元化，粉碎權威、徹底消滅現代性的“權威性”和“主宰性”。但是，解構的後現代主義既沒有產生積極的影響，也沒有為新時代勾繪出任何藍圖。

在21世紀的轉折點，基於過程哲學的“建構性後現代主義”主張將第一次啟蒙運動的積極因素與後現代主義整合在一起，因此呼籲“第二次啟蒙運動”。

根據懷德海的過程哲學，“人”不應該被看作是萬物的中心。相反，人和自然應該被看成密切相關的群體。過程哲學的主要奠基者小約翰·柯布認為，建構性後現代主義對解構的後現代主義持有批判的態度。我們已經將生態主義融入了後現代主義。在後現代這個時代中，人與人會和諧相處，人與自然也是。這個時代會保留現代性的積極因素，超越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和大男子主義，這個時代旨在為了共同利益建構一個後現代社會。

按照過程哲學的觀點，如果第一次啟蒙運動振臂高呼的口號是“解放自我”，那麽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應該是“關心他者”和“尊重差異”。在他們看來，如果人們使用個人“自由”的方式損害了群體的利益，那麽他們勢必會削弱自己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引進責任和義務的概念以及解釋自由和義務的內在聯系來消除“自由”這一抽象概念，從而追求深層的、有責任的“自由”。在西方，建構性後現代主義只是一股細流，影響很小，但是在中國，卻吸引了一批學者的注意力，這些學者熱切盼望民族復興。

民族的復興必須由民族文化的復興來支撐。中國學者有機會反思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主要因為傳統中國文化(國學)經過了一個多世紀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們逐漸認識到應該提倡我們文化中的哪些成分、摒棄哪些成分、吸收哪些成分。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吸收和消化“西學”，這無疑為“國學”從其傳統意義過渡到現代概念奠定了基礎。新的或者現代的“國學”對於中國的復興來說絕對是強大的精神動力，對於人類社會的“和平和發展”也是如此。它將幫助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而且避開西方社會不斷經歷的困境。

換句話說，新的國學應該堅持“返本開新”的原則。只有“返本”(回到源頭)我們才能“開新”(開啟新的領域)。“返本”要求我們深刻理解國學的精髓，堅守我們自己文化中中流砥柱的性質。而“開新”要求我們對中國及人類社會面臨的新問題有系統的理解，這些問題急需解決。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深入探索國學的本質我們才能在適宜的時機開辟新的領域。只有直面人類社會的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促進和更新國學的精髓。因此21世紀，國學的火焰將會再一次被“返本開新”的原則點燃，為人類社會作貢獻。
　　
傳統中國文化很可能對人類社會作出劃時代的貢獻
　　
中國正處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民族的復興必須由民族文化傳統的復興來支撐。然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傳統文化的復興要求我們不僅面對自己社會的問題，更要面對世界性問題。這樣就要求我們在發展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必須註意到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這就要求我們不僅密切關註我們自己文化的實際發展，更要關註西方文化的早期趨勢。在此作者提出一種可供討論的可能的趨勢，也就是：國學和建構性後現代主義的結合(前者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學習，後者是西方剛剛萌芽的)能不能為中國以及世界的健康、理性發展提供幫助？
　　
“人與自然是密切相關的生命共同體”及“天人合一”
　　
小約翰·柯布說：“今天我們承認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生活在一個生態共同體中。”這說法雖然直接來源於懷德海，但它無疑和中國的“天人合一”理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價值理念之一，它和在西方長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理論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告誡人們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是要求人們認識自然界，以便使人們可以自覺地利用自然界為人類社會謀福祉；“畏天”是要求人們對自然界有所敬畏，盡到保護自然的責任。中國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朱熹認為，“天不離人，人不離天”。他告訴我們的是，天生人之後，人與天便形成了一種不可分割的關系，這種關系要求人類彰顯上天的法則，為之負責。

眾所周知，人權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因為人不應該被剝奪自由，只有“自由思考”、“自由演講”、“自由信仰”、“自由運動”等才能實現社會進步。然而，如何保護人權的問題經常受到外界力量的干擾，甚至剝奪。中外都是這樣。許多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把人權的概念無限擴大，以至人類可以肆意地破壞自然。所以汪德邁認為“人”對自然界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應該從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取得有意義的思想資源。

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上帝創造了完整的世界，人類不能再為之做什麽了。然而汪德邁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後，剩下的就是人類的問題了，人類要自己面對。正如法國文學家安德烈·紀德所說：“謀事在天，成事在人。”儒家思想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與另一個傳統的觀念相連，即“天下觀”。該觀點認為人類最崇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或者協和萬邦)。正如《大學》中所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任何民族和國家要考慮的不僅是自己的利益，而最終要考慮“天下太平”(即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我認為這應是“人權”中的內在含義。換句話說，西方的“人權”思想應該可以在其他民族思想文化傳統(如中國)中找到能補充和豐富其自身的有價值的因素，進而使人類社會走向更加合理之路。
　　
建構性後現代主義的“第二次啟蒙”與儒家的“仁學”
　　
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認為，如果第一次啟蒙運動的口號是“解放個體”，那麽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應該是“關心他人”和“尊重差異”。前者被描述為“仁”(善)，儒家學派的核心價值觀念。“仁愛”的起點和基礎是“愛自己的家人”(親親)，但是孔子認為我們不應該僅僅愛自己的家人更應該去愛別人。同樣，正如儒家另一位重要的繼承者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思想也與建構性後現代主義提倡的“關愛他人”相一致。

建構性後現代主義的學者認為，他們的哲學就是在“保留現代性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基礎上(主要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在理性的基礎上倡導的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重要的概念)，努力“建構一個後現代世界，在此世界中所有生命共同體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心”。這可以被看成是“關心他人”更為深刻的表述。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常常經歷一個積累、繼承和創造的過程。後現代主義社會必須保留現代性的一些積極因素，如“自由”、“民主”、“人權”等，這樣之後“建構一個所有生命共同體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後現代世界”的意義才得以充分顯現。“尊重差異”可被看作是儒家思想所主張的“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種表述。
　　
如何從中國傳統觀念的“禮”的角度來定義“人”和審讀“人權”
　　
人權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每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傳統都應該深入探析如何在建設健康理性的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就像《通過孔子思考》(該書由著名的美國哲學家郝大維和安樂哲合著)書中所言：“我們要做的不僅是研究中國傳統，更要使之成為豐富和改造我們自己文化的一種文化資源。儒家學派從社會角度來定義‘人’，這是否可用來修正和加強西方的自由主義模式？在一個以‘禮’(禮貌、禮儀)建構的社會中，我們能否發現可利用的資源，來幫助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根基不足卻富有價值的人權觀念？”本段主要討論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西方應該永無止境地學習中國的思維及文化，更應該運用這些知識去“豐富和重構”自己的文化；第二，有必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從社會角度來定義“人”的深刻意義；第三，中國的“禮”如果被引進到西方的人權概念中也同樣包含有價值的因素。

依我之見，郝大維和安樂哲提出的這三點問題正是針對西方哲學觀念中“根基不足”的現象。第一次啟蒙運動之後，現代社會高度重視人類的自由權利，也正是因為如此認為，社會才能夠突飛猛進地發展。自由權利是一種巨大的創造力。也就是說，如果個人、國家或者民族在某種情況下濫用自由權利，就會對其他個人、國家或者民族構成威脅、壓迫，甚至侵犯。中國傳統文化從社會的角度定義“人”就意味著“不要從‘個人’這個孤立的角度定義人類，因為人自誕生以來就必須在各種復雜的關系中生活和生長”。那麽我們如何處理這復雜的“人的社會關系”呢？在古代中國，處理這些關系時，“禮”被高度重視。雖然“禮”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但是它對人們的行為確實有著約束力。

正如《論語·學而》中所寫，“禮之用，和為貴”。“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為一種規範社會的力量來促進社會和諧。《禮記》中寫道，“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統治者制定“禮”來防治道德規範被破壞，制定刑法來維持社會治安。 “禮”在我們的傳統中備受重視的另一個原因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重要性。《禮記》中這樣寫道：“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也就是說，儒家學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應該是權利和義務的關系，而不是單方面地享受權利而不去履行義務。為了平衡這些社會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中國的“禮”因此誕生。

因此，我認為中國前現代社會是不是可以稱為“禮法合治”的社會？這當然是儒家學派的一種理想。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設想，在建立“人權公約”的同時是否也該建立一份“責任公約”，用來平衡“權力”和“責任”。這符合郝大維和安樂哲所認為的——“禮”對西方“人權”觀念可能起著“豐富和改造”的作用。人們可以設想“責任公約”會保護和強化“人權公約”。小約翰·柯布認為“傳統的中國意識形態對建構性後現代主義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我們不能全盤歸於它”。相反，我們的後現代主義應該通過嚴格科學的方法，使自己適用於這日益變化的社會，來更新自己。前現代傳統應該吸收啟蒙運動的積極因素，如關心和尊重個人權利，之後才能對後現代社會作出貢獻。這段話對於研究我們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具有深遠意義。傳統的或前現代的中國文化需要吸收啟蒙運動以來現代社會的一切積極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權等“對個體權利的關注和尊重”的思想，而非排斥。除此之外，我們必須將這些積極的理念付諸實踐，這樣我們才能順利地將傳統的或者前現代的中國文化與後現代主義結合起來，推進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的轉型。

中國的學者跟建構性後現代主義領域的西方學者不僅頻頻接觸，而且良好合作。建構性後現代主義領域的代表人物也意識到傳統中國文化對其研究很有價值，開始從中汲取營養。同樣，一些中國學者也注意到建構性後現代主義幫助人類社會走出困境的實際意義，正密切關注該學說的發展。如果能實現影響力廣泛的“國學熱”和建構性後現代主義的有機結合，之後能在中國社會深入開展，並且進一步發展，那麽中國就有可能順利地實現其自身“第一次啟蒙運動”的進程，實現現代化，然後快速進入到以“第二次啟蒙運動”為標誌的後現代社會。如果真能如此，中國當前文化復興中實現的成果必將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際中西文化比較協會名譽顧問，來源: 人民論壇雜誌，總第4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