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躍剛：在中國，給出答案恰恰是不現實的

編者按：知道《冰點周刊》，更是知道因為袁偉時一篇文章而產生的“冰點事件”。當時李大同是主編，盧躍剛是副主編。當時盧躍剛寫了一封“致趙勇公開信”，後來他又寫了一封“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

這延續了“報人”的傳統。報人精神的基礎是恪守倫理底線，能夠恪守倫理底線的媒體人也就是報人。

理想主義沒有什麽難以啟齒的，只要秉持職業精神，恪守倫理底線，“把文章寫好”，新聞報道就會永遠存在有力。無論互聯網還是未來其他形式的變化，人的價值立場主體性不會變化，也不能變化。

從“老戰士“戴煌的去世開始談起，上半部分談到報人精神，談到媒體的變與不變。下半部分談到文革與八十年代的反思。

以下是搜狐文化專訪盧躍剛全文的上半部分：

嘉賓介紹：

盧躍剛，《中國青年報》記者、作家，《冰點周刊》前副主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創始人之一。在《中國青年報》供職三十年至今，發表大量新聞作品，出版非虛構作品計有《辛未水患》、《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鄉村八記》、《在底層》、《南中國海喻言》、《大國寡民》、《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等等。

報人精神的基礎：恪守倫理底線

搜狐文化：戴煌先生給後來人留下的最大財富是什麽？

盧躍剛：戴煌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特征的前輩記者，這個特征在整個中國新聞界都是不多見的。他一以貫之地以講真話，以揭示真相為職業目標，七十多歲還在做調查性報道，這在世界新聞史也是很罕見的。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報人精神？

盧躍剛：“報人”最早產生於報館這種民營經濟形式的媒體。在傳統意義上，報人精神是指以私營經濟和報館平臺所衍生出來的職業精神，即張季鸞先生主持《大公報》時所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原則。

報人精神的本質是中立的公共價值立場，並且能夠恪守職業倫理底線。恪守職業倫理底線需要精神支撐，比如在戴煌身上，這種精神就顯示為他一生的理想主義，遇到挫折仍然會堅守通達，遇到榮耀會平常心處置。

“報人”就是指恪守這個標準或恪守這個職業倫理底線的媒體人。我也是以“報人”自居的。無論是80年代還是今天進報社，采訪、寫作、編輯都應該遵行公共中立的立場和標準。這是我們進入報社第一天起，至今不會放棄的職業目標。

搜狐文化：從這種價值取向來看，報人與知識分子是否有共同之處？

盧躍剛：知識分子具有公共性、客觀性和中立性的社會特征，而報人在其價值的公共性、客觀性和中立性方面，當然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

搜狐文化：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性是“反抗”，報人也應該是“反抗”的立場麽？

盧躍剛：所謂“反抗”是知識分子的一面。但我本人不願意用這種對抗性的詞語來概括公共知識分子的屬性。現在不提這個詞語，可以說“批判性”，比如戴煌就有很強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他們這代人身上體現出來的知識分子特性，帶有很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色彩。

　媒介革命性變化：內容生產的價值和立場不變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現在媒體的變化？

盧躍剛：第一點就是媒介的革命性變化，移動互聯網的產生是革命性的，這種革命性的變化導致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有大變化的同時也有不變化。內容的生產還是要靠人做。在這個過程中，人的主體性不僅沒有消解，反而得到加強。無論如何信息的碎片化，傳播的內容沒有足夠的分量是不可能有持久的社會影響力的。信息內容的生產過程是價值是立場，是靠傳統的專業標準確定的，科學技術無法取代。

如果媒介的革命性變化對傳統媒體是挑戰的話，那麽“不變化”對移動互聯網就是一個挑戰。你們的知識結構夠嗎？你們的新聞信息生產的夠專業嗎？面對社會，面對公眾，面對他們的信息需求，一定就是“娛樂至死”？

搜狐文化：如何面對這種媒介形式的革命性變化，可能接下來幾年還會有新的變化？如何堅持這種不變？

盧躍剛：在一個碎片化、扁平化的信息消費市場下，正視這種快速的信息接受和環境反饋是前提。互聯網是大趨勢，這個東西是改變不了的，而且圍繞它所建構的人類社會，新聞的消費方式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必須正視這個事實。

但不同的題材寫作沒什麽大變化的，都是靠人采訪寫出來的，你的知識結構，你的專業水準，你的寫作水平，想偷懶？想都不要想這種事情。

傳統的報人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他的革命來了，同時他要清醒地意識到他存在的價值。內容生產是傳統的，可不是新鮮玩藝兒。在“不變”上，工夫下得是否足夠？傳統的恪守真的到位了嗎？

如果我們把新聞看成一個產品，無論是網絡上的幾句話，還是長篇大論，都是有生產流程的。在這個生產過程中堅持的某種理念，既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必須追求的職業倫理、職業標準，也是一個記者、編輯應該恪守的職業倫理和職業標準。這是很剛性的事情。想通過“偷懶”的方式生產好的產品是不可能的。讀者才不管你“跋山涉水“如何艱苦，你如何十八般武藝都上陣。讀者只是告訴你，稿子寫得好不好看，夠不夠水準。

“把文章寫好”在伯拉圖意義上就擁有了正義

搜狐文化：為什麽新聞公信力會出現下降的情況？編輯記者要承擔什麽責任？

盧躍剛：我們期待一個好的記者、編輯恪守他的職業倫理底線來報道有用的可靠的信息，如果沒有這種預期，或者這種預期破壞了，如何還能去相信新聞的公信力？

搜狐文化：恪守倫理可以通過外在來實現麽？

　盧躍剛：只要是倫理就是自律的，無論是個人還是行業，如果是“律他”的，很可能就是虛偽不可靠的。如果不回歸到“負責任的個體”，現代社會不存在。

搜狐文化：職業倫理的重要性在哪裏？

盧躍剛：職業倫理和職業標準的確立，是一個按照社會功能進行分工的成熟社會的必然結果。

承認專業分工是建立職業倫理的和職業標準的前提。分工也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前提，否則不是一個現代國家，而是一個野蠻國家。對於現代國家來講，一個是法治，另一個就是分工，法治就是依法治理，分工就是各行其是，各守本分。作為記者、編輯而言，不要做非分之想，“把文章寫好”，在伯拉圖意義上就是擁有正義了。

搜狐文化：什麽是一篇好的文章？

盧躍剛：職業倫理和常識倫理是我們行動的具體選擇的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原則。在新聞產品的生產過程當中，倫理底線是必須恪守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克服什麽阻力，外在的也好，內在的也好，用什麽立場來寫稿子，那是真刀真槍的結果。

因為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標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但是總體有恒定的標準，而且這個恒定的標準對於我個人選擇來講，傳統是前提，比如《大公報》張季鸞、王蕓生寫的社論，我們心向往之。

盧躍剛：在中國，給出答案恰恰是不現實的
新聞生產最後的問題是主體性問題

搜狐文化：作為文革結束之後最早從事新聞報道的一批人，你如何來看待新聞的理想主義？

盧躍剛：作為個體而言，很多時候我不願意去談一些一般性的現象，比如“理想主義”問題。為什麽？是因為這類容易掩蓋個人選擇，容易消解采訪與寫作的主體性。新聞生產最後的問題，記者所有的問題，編輯所有的問題，都要回答主體性問題。在我這兒，只追問兩個問題：什麽是好稿子？怎麽寫好稿子？

我們在80時代是弄潮兒，站在時代的前列從事報道，但是新聞生產的過程一定很順利？在這個過程當中，難道沒有沮喪和失敗感？在我們同輩人裏面也有很多的參照，比如很早出名、飛黃騰達不構成壓力？前面一定是“鮮花滿山”，理想國？前面那個東西是虛擬的，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有某些理想主義特征。有些如意有些不如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去做我們能做的，至於結果如何是下一步的問題。

搜狐文化：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這種外在的壓力有時也是巨大的。

盧躍剛：誰都喜歡成功，好東西需要得到贊美。只是不能沒實現目標，就喪心病狂了一樣；成功以後，老子就一副天下第一的樣子。

這個過程挺熬人的，在過程中比較沮喪，甚至難免悲觀。不要急於給答案，給答案本身恰恰是不現實的。

搜狐文化：你個人是如何來做到寫作主體的突出？

盧躍剛：寫作姿態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在專業上是專業主義的，我本人也是90年代初期就比較早地提倡專業主義，用專業主義標準和專業主義倫理來規範媒體和編輯記者個人的職業行為。這也是我們的目標。在具體的報道樣式上，則提倡八十年代末肇始於《中國青年報》的調查性報道。

在新聞上我不是“改變論”者，而是“記錄論”者。我的目標是記錄歷史，而不是改變歷史。我們有那麽高的職業期待。我寧願低調一些。我的寫作可能會改變歷史，但是我不會把改變歷史作為職業目標。那樣的話，對於我來講，可能會失態。

搜狐文化：近些年，大量媒體人的離去，是這個行業的大勢所趨麽？

　盧躍剛：比如“冰點”的年輕記者編輯有新的選擇，征求我的意見的時候，我會講你在選擇比較過程當中，是不是有足夠價碼值得你去選擇？評價的標準不是唯一的，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生存，決定是有其內在合理性的，個人要承擔選擇的責任，需要支付選擇所帶來的機會成本。

　年輕或者衰老是思想層面：有些年輕人食古不化

搜狐文化：社會發展是一直向前麽？

盧躍剛：社會的發展的過程並不一定是進化論過程，例如勒龐《烏合之眾》的參照系是法國大革命，但是最嚴重的“烏合之眾“沒有發生在18、19世紀，而是發生在20世紀。這並不是一個社會進化論的結果，而恰恰相反。

搜狐文化：從這個觀點來看，人的年輕或者衰老與年歲也是無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