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這篇翻譯是〈我們從來不需要向一個工人解釋甚麼是剝削〉的第二部分，主要說政治主體、政治與文學、美學的關係。由於版權關係，我沒有譯出最後一段，這段是關於電影的。

哲學雜誌：甚麼是政治？另外，是甚麼使政治，和您稱之為「管治」(la  police)這個臨時性的類別區分出來呢？

雅克‧洪席耶：「管治」是指一個社會架構，就如一個整體，根據不同的位置、功能、能力和被介定的方式而切割成眾多部分。這是管治的概念──由一批被認為有資格去管理的人去管理這個平衡。這其實是古代社會的三分法概念：教士、士兵和工人。然而，現代的調查測試也同樣告訴我們，哪個社會組別和哪個年齡階層的人持某種意見。在我們的社會裡，調查測試以共識的形象出現，但它其實不怎樣代表著個體們的共識，它更多的是一種把可能出現的眾多現實凝定、固定下來的方式。共識假設了我們可以把社會所有不同的組成部分，所有出現在社會上的問題客觀化，然後把這些問題帶到專家那裡，讓他們與法定的對手協商。相反，政治提出的是：現實本身是極具爭議性的，而社群的意味永遠不只是一些團體或某些社會利益的綜合，因此，沒有一個團體必然地有資格去管治他人。政治就是要進入那些沒有位份的人當中，沒有位份的人不只是指那些被排斥的人，而是指任何一個人都有平等的能力。

哲學雜誌：甚麼是一個政治主體？

雅克‧洪席耶：一個政治主體不是指社會的一個部分，也不是指一個權力機器。它是指代表著沒有位份者的位份那個人，也是指一個可以令政治陣營在合作伙伴和一些被承認了的機構之外，同時對其他人開放的人。例如，「工人運動」不僅是一場代表工人利益的運動，它更是一場肯定了所有人都有行駛公民權利的能力的運動。過去，這些人的公民權利，就因為他們屬於工人世界而被否定了。此外，一個政治主體不是一個穩定的實體，他只有透過他的行動，他那可以改變已有的現實格局的能力，他那令被忽視的人重新被看見，令無聲的人可以發聲的能力，而存在。他的存在，有效地體現出任何一個人都有關心公共事務的能力。

哲學雜誌：為甚麼說民主是一個醜聞呢？

雅克‧洪席耶：我們在柏拉圖裡已見到民主的醜聞。對一個出身良好的雅典人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有執政能力這個想法是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民主造成了一個理論層面上的醜聞：由偶然的人執行管治(筆者按：一個良好出身的雅典人可以執政，參與管治城邦，但出身是否良好這件事本身是偶然的)──與整個合法性理念背道而馳的人，反而擁護管治的執行。這個權力合法性之缺席的醜聞，把權力顛倒成一個社會學的模式，即是把民主表現成一個巨大的妓院，於其中，所有人做他們想做的事，孩子控制家長，學生向老師講課，動物佔領街道……等等。我們今天聽到的、關於消費的個人主義之類的說法，其實隱藏著對民主最大的批評。

哲學雜誌：確切地來說，為甚麼這種民主之恨今天又重新出現呢？

雅克‧洪席耶：蘇維埃主義的倒台是決定性因素。在過去，我們可以介定民主為獨裁主義的敵人，我們可以孕育出一個關於民主的共識：它就是一個符合憲法體系，符合自由市場，符合個人自由這種價值觀的單位。國家權力和財政上的寡頭政治勢力可以把他們的權力等同於這個單位的管理。蘇維埃政權崩潰後，很快便出現了一個分歧，就是對一個全球化的寡頭政治權力的訴求，和對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力這種想法之間的分歧。然而，同時間，失業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找到了一個新方向，就是把方向轉向對民主的批評。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作者把對商品、對消費社會和對社會奇觀的批評，轉化為對民主個體的批評，他們批評民主個體是貪得無厭的消費者。那些在以前被視為資本主義支配者邏輯的東西，現已變成個體的罪惡，最終，民主個體被宣稱要為獨裁主義負責：Jean-Claude Milner解釋認為種族屠殺就是民主的後果，Alain Finkielkraut也認為郊區青年的起義就是一場消費主義的野蠻人的示威。

哲學雜誌：政治和美學之間有何關連呢？

雅克‧洪席耶：美學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種思考模式，它誕生於法國大革命之時，它以自己的方式質疑層級制度的秩序。這首先涉及作品的用途：這些作品用作展示宗教信仰，用作歌頌王朝歷史或裝飾貴族的居所。法國大革命後，藝術的東西從此屬於一個不確定的接收者。博物館內的繪畫可以讓任何一個前往參觀的人觀賞。人們圍繞這種藝術的地位的轉變，而展開一些關於審美經驗之特點的反思。康德認為這打破了知識的層級結構，令知性屈從於感性之下。席勒(Schiller)從中提出一個觀點：這個一場感性生活的形式的革命，他用此來與國家形式的法國大革命作參照。美學的平等，同時也打破了主題和文類的層級制度。十九世紀小說的勝利就是審美層面上的民主勝利。小說就是一種主題可以涉及、描寫任何一個人的藝術，讀者、作者皆可以是任何一個人。於其中，我們有一種美學的自由和平等，它有助於創造一個平等的感性世界。但這種平等不等同於政治鬥士所提供的平等。

哲學雜誌：在甚麼意義下，福樓拜的作品構成了一種文學的政治呢？您對這位《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的研究角度，和對沙特或布迪厄(Bourdieu )的研究角度又何分別呢？

雅克‧洪席耶：在《藝術的規則》(Les Règles de l’art)一書，布迪厄致力展示文學如何在社會制度裡建立自己的位置。於《家庭呆子》(L’Idiot de la famille)裡，沙特說自己留戀作家的姿勢，福樓拜代表著一種既拒絕小資產階級秩序，同時又與它合謀的作家類型。我對作者的姿勢和策略皆不感興趣，但就對小說的政治感興趣。福樓拜宣稱所有主題都是平等的。但《包法利夫人》那「無關重要」的主題，就是一個想得到一切的女人的故事，她既想要肉體，又想要靈魂。這表達和反映了慾望、憧憬與某些階層、某些能力和某些生存方式的社會分配割裂的情況，解放工人就以另一種方式體現出這個情況。福樓拜寫這本書，是為了任何一個人，因此，它也是為了所有像愛瑪那樣的人而寫的。這就是為甚麼，福樓拜那個時代的反抗份子視這本小說為一本「無政治立場」的小說，但它卻體現了一種廢除整個層級制度的民主。（收藏自 Sabrinayeung 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