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雅克‧洪席耶構思了一種解放的哲學(une philosophie de l’émancipation)，這是一種參與在所有關於思考運動的哲學，而因而是一種參與在所有關於城邦管治的哲學。對抗民主的新敵人──這些自以為自己手握真理的知識份子，洪席耶抗擊他們，是為了揚棄傳統上把學者與無知的人作區分的這種想法。

他關心1830年代解放工人那些自由活動的夜晚，《包法利夫人》的政治，羅伯托‧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電影中身體的墮落，對民主的議論等。於對解放哲學的訴求裡，雅克‧洪席耶從沒停止把詩學和政治連在一起。他曾因為與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相遇而和馬克思主義科學結緣，然而，他和馬克思主義科學決裂後，就致力於解除學科裡習以為常的層級關係。通過展示在權力和知識面前，公民們擁有知識的平等，他批評哲學王的姿態，或知識份子以科學全能的名義，以為自己說出了社會的真實面貌這種姿態。所有人都可以從事哲學思考，可以反思問題，可以令有其他可能性的世界出現。他在《歧義》(La Mésentente)這本書上寫道：政治的開始，就始於「無論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人民的自由這種平等」。

哲學雜誌：您為何選擇了哲學呢？

雅克‧洪席耶：這是一個相當曲折的選擇。我是首先透過文學來發現某些哲學問題的。當我16歲時，我透過某些小說和沙特的戲劇中對自由的探討而認識文學，之後，我不期然從收音機聽到Jean Wahl的講課，講課裡，他把哲學的範疇擴大，援引某些詩人的作品，如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和他關於「開放」的思想。我正式遇上哲學，是透過文學預科一年級時Étienne Borne的講課。隨即，我對笛卡兒感到莫大興趣。不久，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路易‧阿圖塞的魅力令我選擇了哲學。但這仍是含義不清的，因為阿圖塞被認為是研究青年馬克思的代表人物，而青年馬克思所寫的作品則認為，為了實踐哲學，就必須消除哲學。那麼阿圖塞給我們帶來了甚麼呢？阿圖塞通過Claude Lé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 )，Michel Foucault的《瘋狂的歷史》(l’Histoire de la folie)或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為我們帶來了一點，就是要破除哲學的界線。因此，我反而是因為要跳出哲學領域這個觀點而走進哲學的。如果我對哲學產生興趣，永遠是因為它那要求消除自身界限的觀點，更廣義來說，是消除所有學科之間的界限這個觀點。

哲學雜誌：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您遇上了路易‧阿圖塞這個人，他的課和他的思想。在《阿圖塞的課》(Le leçon d’Althusser)裡，您承傳了他哪方面的思想呢？

雅克‧洪席耶：與阿圖塞的相遇有兩個面向：阿圖塞希望重建嚴謹的馬克思主義，這個行為是要與馬克思人道主義式和沙特式的解讀決裂。然而，我自己其實首先是受馬克思人道主義式和沙特式的解讀所啟發的。阿圖塞雖然堅持與這兩種馬克思解讀方式決裂，但他的另一個主張又把決裂的後果中和過來，那就是他鼓勵我們投身於一場偉大的集體精神歷險：我們必須抓住結構主義的新穎觀點來重新創造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政治。重新創造這個行為歷時很短，但阿圖塞把我年輕時代的熱情帶到「實際」的哲學上，令我走到把思想實踐到不同的社會形式那些思想範疇裡。

哲學雜誌：1968年5月革命的事件，如何動搖了您對科學馬克思主義的肯定呢？

雅克‧洪席耶：阿圖塞的理論認為已經實施的創造會持開放態度，和其他領域的思想融合，如民族學、歷史或精神分析等，它同時有一個天真的信念，就是相信我們需要科學去啟發那些我們稱之為生活在幻象中的人，從而去令他們有所行動。阿圖塞曾寫過一篇非常暴力的文章去批評參與68年5月革命的學生，批評這批年輕的活動份子完全不認識科學，全然沉浸在意識形態之中。他認為只有透過哲學導師和共產黨領導之手傳播的科學，才可以把群眾武裝起來，對抗資產階級。我和幾個同學對這個自命不凡的論述不以為然，在我們看來，這個論述就像是一些走入歧路的學生自以為是真理的代言人。68年5月革命是一個突然的警醒：這個假裝自由的科學論述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佔了支配位置的科學論述。

哲學雜誌：您是否認為剝削與所謂的被壓迫者的「無知」，其實無甚關連呢？

雅克‧洪席耶：馬克思觀點的意識形態假設了被壓迫的人和被剝削的人，他們之所以要屈從他人是因為他們缺乏知識，對於自己處身於制度內的處境一無所知。然而，它同時假設了制度內的處境必然令這批人不了解自身的處境。總而言之，他們被宰制是因為他們無知，他們無知，是因為他們被宰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用再生產理論，更完善地把這個循環表達出來。這種「進步主義觀」在我看來，就像是簡單地重複一次柏拉圖的洞穴理論：一種把每個人放在一個位置，建構學者權力的方式。在布迪厄主持撰寫的，充滿良好意願的作品《世界的悲慘》(La Misère du monde)裡有兩類言論：一種是住在貧困區的居民訴說他們的痛苦，一種是社會學家解釋他們為何會痛苦。永遠是阿里士多德建立的那個古老的二元對立：表述性的聲音和辯論性的論述。然而，自從我開始研究工人思想的歷史時，突然跳進我視線的，是我們從來不需要向一個工人解釋甚麼是剩餘價值，甚麼是剝削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問題的關鍵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剝削，恰恰相反，問題的關鍵是要令他們有權力去無視剝削這個問題，即是說，令他們有力量去擺脫整個制度和處境限定了他們是被剝削者這個身份，令他們可以想像自己如何生活在一個沒有剝削的世界。這就是解放一詞的含義了。

哲學雜誌：從這個時期開始，您便從事工人思想和工人解放歷史的研究，其後寫成《無產階級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1981)。為甚麼會對人民和茫茫黑夜盡頭感興趣呢？

雅克‧洪席耶：這本書以此為名，是因為它講述的是1830年代的工人，當時的工人開始自我解放，把一部分的晚上時間用於閱讀、書寫和聚會。令聚會可以出現的物質條件(la condition matérielle)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但這個聚會圈子其實也是一種象徵性的屈從，因為它是一種把工人困於某個空間和時間的方式，令他們不可以關注公共事務。解放，首先是從此刻開始，投身於那些可以令工人成為公共世界的參與者的習性、感知方式、思想形式和語言當中。這種精神和美學的觀點，曾是解放運動的中心。但這種觀點被所有需要工人物質地和精神地，緊緊粘服在工人位置的人所壓制。(第二部分)

譯者前言：由於訪問甚長，所以會分一和二上載。一主要是關於他的解放哲學，二是關於文學和政治。由於版權關係，譯者沒有譯出一段與內容無甚關係的介紹性文字。

資料來源：哲學雜誌 
譯者：sabrina y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