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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迹吉隆坡
陆佑大概在1886年回返马来亚,这次他不在新加坡发展,也不往甘文丁投资,而选中了吉隆坡。吉隆坡1885年发生一场大火,燎原之祸,把全市烧了大半,既是满目疮痍,又是万事待兴(注28)。
吉隆坡必须重建,如加宽马路,疏浚沟渠,增建商店,建筑住宅,建设公共设施 … …。这个地方的发展潜能,吸引陆佑居留下来。通过当时州议员、有势力商人赵煜的关系(注29),陆佑与权倾一时的雪兰莪驻扎官瑞天咸 (Frank Swettenham),副驻扎官罗爷(J.Rodger) 都有比较良好关系。
瑞天咸需要陆佑这样埋头苦干、有领导能力的商人来协助建议设吉隆坡,期望陆佑从中国招募华工来开垦采矿,使它成为近悦远来,工商业繁盛的城市。瑞天咸提供机会给陆佑,也给陆佑一些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任务。陆佑不负所望,不错过这个机会,及锋而试,奏刀猪然。瑞天咸盛赞陆佑是“马来联邦最成功的企业家”(注30)。
在早期英属马来亚,承包税捐是经营锡矿业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注31)。矿主拥有一个地区的承包税捐执照,以高价卖出鸦片、酒类和日用品给矿工,用以代替支付工资。这种以商品付工资的制度叫实物工资制度 (truck system) 。在这种制度下,经营者垄断专利,利润倍蓰。
承包税捐是指个体或商业组织向政府承包饷码,每年或一段时期内缴付一定金额,而取得对某种商品专利买卖权。众所周知,税饷收入是早期殖民政府主要财路来源。
陆佑从1890年代起至1907年,承包四州府各地区的饷码,获得巨额利润,有人说他投资承包饷码共赚了二、三千万元叻币(注32),加速完成他的资本原始累积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的过程。他运用这庞大资金购置产业、股票、投资种植业并涉及多方面的投资。
上面说过,1880年左右陆佑曾获得甘文丁包税合同,他对经营饷码生意,不缺经验。1890年他偕同吉隆坡甲必丹叶亚石和赵煜成功地取得雪兰莪州内许多地方的税捐执照。
1890年代他获得其他州府如吡叻、森美兰等地的包税权。1895年他以低价标得乌鲁雪兰莪(Ulu Selangor)的许多重要矿区的包税合同。当时最重要的税捐是鸦片人口税,政府把1896至1987年的鸦片包税权分配给陆佑,另一方面希望陆佑从中国招募两千名华工到雪兰莪来(注33)。
1896年锡价滑落,生意淡静,陆佑请求减税,政府允诺。马来联邦财政官员说:“如果他 (陆佑)在财务上出现困难,那么政府税收就会受到严重损失”(注34)。陆佑也涉及亚答和木材的承包税捐,不过后者在1895年取消,改由公家经营。
他曾涉及香港鸦片税,在新加坡也获得一些专利晶的包税权。总之,陆佑在 1890年代从承包饷码和开采矿方面,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陆佑从承包税捐赚来的资金多投资在不动产上,1896年前后,他在吉隆坡市区和雪兰莪几个新兴市镇兴建并购置了一百多幢房屋。他以他的产业作抵押向政府借取现金,又将它投进其他的包税事业上。
1892年陆佑受委为雪兰莪州议员、卫生局委员,他的社会地位顿时提升,成为社会名流,受到殖民地政府官员的尊重。 政府期望他开拓新土地,输入更多华工,开发地方经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1898年,政府批准他在彭亨文冬租借一面积广大的矿地。1904年他在关丹又获 得大片矿地。
陆佑是四州府最大的承包税捐商人,在新加坡有三百万元的投资。陆佑承办四种饷码:烟(鸦片)码、酒码、赌码和当码。烟码和酒码获利最大,他自组公司经营。从印度人口生鸦片,经过提炼制成烟膏,开设烟馆供人吞云吐雾。
陆佑曾在现在吉隆坡朱晴溪路附近设立炼烟厂,在吉隆坡半山芭,新街场,谐街(今李孝式街)和茨厂街设有烟馆(注35)。赌码是承包各埠大小赌馆。偏远地区则转批给别人经营。酒码是设厂酿酒并售酒给领牌商人专卖。当业是承包所有当押行业业务,因缺少经 验,陆佑转批给专业人士经营,从中取利。
当时,殖民地官员对这些包税业务,缺少实际经验,所估饷额较低。举个例子,赌码初定每年饷额仅六,七十万元,烟码五十万元,酒码二、三十万元,当码饷额更少只十万元。四码共缴一百多万元。陆佑转批部分赌码和当码每年可收近一百万元,所得等于四码年饷的大部分(注36)。
陆佑的饷码王国,从1907年起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瑞天咸1903年离开马来亚,陆佑在殖民地政府高层少了一分重要的支持力量。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再 需要假手于他去完成一些事务。
英国商人的合组公司 (BritishJoint-stockCompanies),拥有各种特权和优势,执王商界牛耳,在矿场和园丘方面,他们比较喜欢聘用印度人。再次如胡子春、黄宝美(Ng Boo Bee) 等人在商场崛起与他分庭抗礼。
到了二十世纪初,政府不再依赖承包税捐的收入作为税收的主要财源。1904年吡叻州政府招人投标鸦片人口税,陆佑出标银额最高,但未能成功标得。这预示陆佑的饷码王国的衰落。英国殖民政府先后在1909年和1901年取消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烟码,1918年取消赌码。
除了在承包饷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陆佑也有浓厚兴趣经营锡矿业。1886年他移居吉隆坡,幸获前辈赵煜的提携和指点,很快就摸到门路,六辔在手,扬鞭驰骋。为配合政府计划发展吉隆坡附近地区,他申请的矿地都一一获得批准,包括安邦、新街场、叻思(Rasa)、古毛、万挠、龙邦和双文丹等地的矿区。
他的开矿事业,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达到高峰。仅双文丹一隅的矿区,就雇用了一万二千名矿工(注37),使它成为一个锡市,市况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在关丹挖到一个“锡米仓。消息传到吉隆坡,陆佑雀跃万分,乐不可支。
求酱得酒,釆骊得珠,挖到“锡米仓”,是经营矿业的人梦寐以求的憧憬。这个意外收获,陆佑坐牛车兼程赶赴矿地视察。所谓“锡米仓”就是所获锡米,泥锡分开,杂质少,质量高,藏量多,陆佑动用了一百辆牛车,二百多条牛来运载锡米。
矿场里挖出一座如洗衣机般大的锡米凝结体,重近一吨。人称“锡王”又称“锡米头”,一时传为佳话,于是陆佑成为一传奇 人物。
陆佑1897年与英国殖民政府签定合约,承建从吉隆坡通往彭亨文冬道路工程,为的是使文冬矿区与吉隆坡衔接起来。政府提供陆佑优惠条件,在文冬拨出四千英亩矿地给他,可免交二十一年矿地税。换句话说,陆佑获得筑路、开矿和发展社区的优待权。
这条道路从吉隆坡经巴冬加里 (Batang Kali),北上古毛 (Kubu),再穿过一段山岭丛林而抵达文冬。陆佑用了八百名工人,组成工程队,开芭砍树,清除一望无际的森林,铺设路基。
在森林里阴暗而潮湿,到处丛生着藤蔓榛莽;二十步以外,只能听人声,不能见人影,甚至不能辨别东南西北的方向。许多筑路工人因操劳过度而死或因工伤染上疾病而殁。 这条道路,可说是用华工的血汗筑成;在碎石泥土下,长埋着华工的累累白骨。
陆佑在文冬开设一间东顺公司,经营开釆锡矿和做地产生意(注38)。1897年有七、八千名华工涌人文冬开矿。文冬便这样从一个鸿蒙未辟之地变成一个市集,马来人也迁入居住,有菜市、商店、茶楼、旅社、药房,甚至有妓寨……(注39)。有人说:陆佑是建设文冬的人(注40)。
陆佑是猪仔矿工出身,早年受尽压迫和残酷剥削,现在他高步云衢,飞黄腾达,摇身一变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富翁。他曾经沧海,阅历丰富,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有谁比得他更懂剥削工人的窍门?有人说,他因是猪仔出身,所以拒用猪仔矿工,怕人非议。
其实,他的矿场也用猪仔矿工。因怕猪仔矿工逃走,他晚上把他们拘禁起来,不给行动自由,沿用陈旧的实物工资制度剥削工人。
不过,他的剥削稍轻一点,待遇好一点,伙食有所改善。他稍关注矿工的安全措施和健康情况,并给予一定 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一次,万挠矿场有一批矿工不满待遇的菲薄,要求加薪不遂,便采取罢工行动,陆佑毫不犹豫召军警来驱逐。
陆佑发迹后,胆更大,心更细,懂得一些商场上不战而胜的道理。他用蚕食手法,兼并别人的矿山。他消息灵通,知道某一矿主经济周转不灵,就前往跟他商量。
如果对方急于需要援助,他就借钱给对方,帮他清理欠薪,还清债务。然后提出条件,跟他搞合作计划,继而把原矿主拉过来做自己的助手或股东,最后达到兼并的目的(注41)。
有些矿场经营了一个长时期,挖不出锡米,矿主资本亏损,经济、拮据。陆佑知道,如果再挖深一层,或再掘远一点,就会有锡米出来。陆佑便承购这些“旧龙口”,加工继续挖下去,果然往往水到渠成,锡米源源而出,他就赚得满盘满钵。
1894年,陆佑与吉隆坡著名南印度商人比莱 (Thamboosamy Pillay) 合资创立万挠电力公司 (Rawang Electric Company)(注42)。
陆佑在万挠矿场,首先引进电流,装设电灯,为业务工作提供方便。1895年吉隆坡铁道局 (Railway Department) 设置小型发电厂。吉隆坡市政局到了1906年1月才正式供应电流给民宅。
陆佑的矿场,釆用露天水力砂泵开采方法 (open- casthydraulic monitors),人工密集,还是相当原始的。本世纪初,欧籍人公司传人新式技术以戽斗挖土机 (dredge)开采。这是开矿技术的大革新。这种机器首先在新西兰和澳洲使用,后来传人马来亚,价格昂贵,但功效比砂泵采矿高得多。
农民出身的陆佑,有着中国小农心态,非常重视土地的经济价值,并对土地有一份感情,他认为开矿虽然给他带来很大的利益,但锡米总有一天会采尽的,矿山总有 一天铲平的,矿场总会有一天会变成一泓湖水。
配合当时政府对土地的开放政策,他大量购置土地。他大兴土木,建筑民宅商店,建设基本设施,铺路造桥,供应电流,发展农业甚至设立医院。对土地的利用和加以建设,这是陆佑的贡献。他是当时马来亚最大的地主之一。
1897年,陆佑在乌鲁雪兰莪获得两万英亩土地。他计划从中国输入熟练农民,开发土地,从事大规模植稻种菜养猪开辟鱼塘。后来发现这块土地多山,陂陀起伏,不适合种稻。
于是这块土地改种胡椒和甘蜜,收获丰盛。他在龙邦园丘 (Kalumpang Estate)种植椰子和其他农作品,请了两位农业专家布鲁克 (W.Brook) 和萨里斯 (S.Saris) 管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雪兰莪种植咖啡的黄金时代。因为斯里兰卡的咖啡园受Hemilia Vastatris 病菌的肆虐,产量一蹶不振,停止出口,造成国际咖啡价格暴涨。
陆佑因势利导,投资种植咖啡。当时 吉隆坡西北部文良港一带有三个由欧洲人经营的大园丘。陆佑从欧洲人手中购得霍多登园丘 (Hawthomdin Estate),雇用华、巫、印工人种植利比利亚咖啡。此外,他把双文单和甘文丁的私人土地也种植咖 啡。
但是到了1900年,咖啡价值滑落,他脑筋转得很快,立刻舍弃咖啡而改种别的农作物,以补偿咖啡跌价所蒙受的损失。
十九世纪末,电器工业登上了历史舞台,需要橡胶来作包裹电线的绝缘体。汽车业的发展,更需要使用胶质的轮子,这样,橡胶世纪来临了,陆佑是感觉到的。
1900年以后,橡胶业蓬勃发展,陆佑追赶商业潮流,把霍多登园丘改种橡胶,六年之后就有收成。他的最大的橡胶园由吉隆坡伸延到彭亨的文冬,似两排狭长的绿色长城,郁郁葱葱,夭矫如龙,共长几十英里。另一个二千英亩的胶园;坐落在霹雳的丹绒马林。
陆佑有一个时期,集中精力搞胶园、地产和椰油厂,把开矿业务暂搁下来,陆续将矿场出让。二十世纪一战之前1900年、1907年和1913年爆发三次经济危机,各国原料和商品滞销,马来亚首当其冲的是锡业。
锡业一度跌价到每担二十余元,其次是橡胶。陆佑经营的多元化业务及时摆脱了一些锡业的负担,因此他的 经济力量的削减不大。
陆佑在原产品的产区和外地都设加工厂。在椰园里开油较、晒椰干、炼油、人罐、制造容器、运输,都由东兴隆宝号名下包起。
矿场出产的锡米,运到自己的熔锡厂去提炼成锡块。这种包产制,减轻成本,增加利润。他经营各业咸亨,事业鼎盛,欣欣向荣,属下机构工人数万名,为了方便僻远工人持期票购物,1890年由东 兴隆总办事处印发银票 (promissory note)。
这种银票,流通各地,信用卓著,人人乐用,与我们目前使用的由国家银行发出的钞票形式一样,有英文"Tong Hing Loon Loke Yew。字样印在纸钞的中央,右上角志阿拉伯字银额,下端印上中文字“吉隆东兴隆第x号银单伍员正随时便换。光绪x年x月x日发单”。这种银票流通多年,后受政府劝告,停止印发。
陆佑的商业利益除了承包饷码、开矿,种植橡胶、椰子、咖啡,开设雪兰莪油较 (Selangor Oil Mills) 、峇都喼、土敏土厂 (Batu Caves Cement Works) 外,在下列的企业公司拥有股权:
包括马来亚煤矿(Malayan Collieries),
实叻船务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 ,
实叻贸易公司 (Straits Trading Company),
联邦工程公司 (Federal Engineering Company),
劳勿金矿(Raub Gold Mine),
彭亨汽车服务公司(PahangMotorcarService Company),
以及Messrs Alexander,Halland Company of Aberdeen等。
他是马来半岛第一间华资银行广益银行(Kwang Yik Bank)的创办人之一,该银行开办于1913年(注43)。他投资在新加坡的产业估计三百万元叻币。(轉載自《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创业与护根 》,2003年,華社研究中心出版)
28.J.M. Gullick,The 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7-1939)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M)Sdn.Bhd.,1983),pp.41-53.
29.赵煜(1847-1847),广东台山人。他是19世纪末吉隆坡大矿家,叶亚来的亲密战友,广帮最负声誉的领袖。陆佑在吉隆坡的初期发展,蒙他的提携和协助。他的去世是叶亚来集团在吉隆坡历史舞台上活动的结束。接下来陆佑崛起,继承了第一代移民集团的活动和创造。
30.J.Butcher and Howard Dick,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NewYork:St.Martin's Press, 1993),p.256.
31.同前注,255。
32.李文:(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陆佑),页2l3。
33.J.Butcher and Howard Dick,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p.256.
34.SS 3129/1896.
35.根据与陆佑后人谈话记录。
36.李文:(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陆佑>,页212。
37.Chin Yoon Fong, Loke Yew Entrepreneur Extraordinaine, p.5.
38.《南洋商报》,雪隆版第13版,1993年4月6日。
39.同前注。
40.J.GulllickandG.Howkins,MalayanPioneers (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1958),p.65.
41.李文:<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陆佑>,页211。
42.比莱 (T.Pillay,1850-1902),出生于新加坡,曾在莱佛士书院受教育。1875年抵吉隆坡,后来做驻扎官大卫逊(J.G.Davidson) 的助手、管理财务。1889年,他脱离政府服务,从事矿业和商业活动。他跟陆佑合作经营几种企业包括开矿、筑路和开办发电厂。他是十九世纪末印度族群的领 袖,是吉隆坡著名的印度庙Hindu Mariammam Temple的创建人。他去世后,他的家族在印度人社会仍有权势,控制着Mariammam Temple, 井对印人教育作出贡献。
43. 广益银行创办人兼首任董事长是张郁才,董事辛亚荣、陈振永、周锦泉和梁仁德等。1916年陆佑中选为董事,次年二月去世。其儿子运日递补为董事。现改为 RHB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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