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普罗米修斯（对照陈明发叙事诠释）不得不为人类盗取火种，也就是技术和艺术的才能。技术在这之后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让人类可以自我保存和延续种族。人类起源的初始设定（default）就是一个错误（fault），技术作为一种人造的力量，就是“修复”这个错误的关键之一。

与此相反，柏拉图式哲学总是试图将技术的作用边缘化，他们忽视了技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忽视了这一生存和发展一直是有条件的和临时的。因为人类没有可以指引和实现其命运的内在本质，没有什么选择是普遍的、永久的和绝对的——这三点恰恰属于柏拉图式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特征——所以对于其文化和技术遗产的选择性采用，人类的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这一策略总是针对著特定的和临时的条件。

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展示了人类存在的预设条件。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记忆技术是斯蒂格勒后两卷《技术与时间》中的关注因素，也是联系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同时记忆技术还是联系内在的、个人的人类形成过程和外在的、集体的人类形成过程之间的桥梁（也就是个人与群体相互“个性化”）。他特别关注节目产业（program industries）——借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摄影术的经典分析，斯蒂格勒认为主题摄影技术能够工业化地生产对于过去的再次捕捉。

在过去早已发生之后，通过工业化的影像技术的选择、制作、阅读与编序，过去的特定主题被反复地、大量地生产，这些主题从个体思维的外部塑造了个人的和集体的过去，而这一过去是不断延续的人类形成的过程。特定的生存环境里面，“此在”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的基础，因为这种协调是人类整体对于环境的适应，而这种协调又是通过具体个体来实现的；实现的基础就是人类的自我认知和对个体与群体相互关系的认知。

也就是说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是通过个人与群体的相互“个性化”实现，而相互“个性化”的媒介就是技术。因为工具凝结了过去人类的智慧，所以技术保存了来自过去的记忆（例如剪刀的形式中凝结了人类使用剪刀剪裁衣物、制作剪纸等记忆）；同时基于这种记忆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技术又预示著工具在未来起作用的方式（例如电脑预示了人类未来工作的方式）。

这种基于回忆过去的方式建构的对于未来的预测，是人类通过技术来适应和感知当下环境的方式。（因为这些与技术相关的记忆既因为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个性，又因为特定群体的共同记忆而拥有共性。在不同群体间，因为缺乏共享的技术及相关记忆，群体内的共性也就成为群体间的差异），这也就是个人与群体相互“个性化”的途径。由于记忆对于人类感知和适应的核心作用，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支持记忆的功能上，也就是斯蒂格勒所说的记忆技术（mnemotechnics）。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依赖工业化的存储、处理和传播，这一切控制在少数原始记忆材料的生产者的手中，他们通过选择特定记忆作为事件生产出来。在追求速度的经济压力下，全球尺度的“工业化形态的当下（industrial fabrication of present）”被生产出来，信息和记忆成为资本获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