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程寺之變

這年小滿的前三天，一場嚴峻的考驗降在了我頭上。

昨兒是程顥、程頤父親程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裏也風平浪靜，我依舊從地道往水渠裏挑了將近20擔土，然天將亮時，紅梅和程慶林就一道閃電把我從床上叫醒了。

“翻天啦，他媽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門前燒紙、燒香祭祖哩。”程慶林沖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

“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動和我們無產階級對抗呢。”

紅梅給我遞著剛脫掉又要穿的衣裳說，“不剎住這股歪風就樹不起我們革委會的絕對權威來！”我明白事態的嚴重性。

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僅將成為以我為中心的新領導班子軟弱無力的佐證，而且有一天會成為“新紅色革命根據地”是個“迷信部落”的有力證據。果真那樣，受影響的不僅是程崗的革命委員會，更重要的是我高愛軍的政治生命和前程。

啥兒也沒說，我立馬穿上衣裳，和紅梅、慶林三腳兩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見程寺大門口有30幾堆燒過的紙灰和焚過的香根。

一訊問，原來程天民去縣城參加啥兒會議啦，程寺大門從外緊緊地鎖上了，這些焚香的人進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燒紙焚香了。看著那一排排的灰燼和被夜露潮濕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沒有發現這些呢？

那麼，這些燒香的人有沒有發現我？我必須找到這些燒香的人。

讓慶林叫來幾個民兵守著現場，我和紅梅去鎮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臉的王鎮長，請求王鎮長調動派出所的同志幫我們立案偵破，可沒想到王鎮長聽了我們的匯報，把毛巾在臉盆裏不慌不忙揉搓著說：“我看你們村頭那十幾畝地該澆水了吧。”

我和紅梅都有些尷尬了，那樣兒仿佛不是我們在革命，而是我們閑暇無事，拿革命當兒戲在小題大做哩。

“我們今兒就組織人馬去澆地，” 我說，“王鎮長，這時候還有人敢焚香祭祖，這可比澆地增產的事情大。”王鎮長扭頭望著我和夏紅梅，毛巾在臉上僵一會，他說：“高愛軍，你不知道我是轉業軍人吧？我在部隊時是營長，現在是書記兼鎮長，夏紅梅沒有當過兵不知道，可你總得知道下級對上級說話時該是啥樣兒。”

我說：“王鎮長，革命沒有貴賤之分。下級應該服從上級、尊重上級，可上級更應該服從真理、尊重真理。”王鎮長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臉盆裏。

臉盆裏的髒水濺在了我和紅梅的身上和腳上。“真理就是你們的地不澆要減產，減產了百姓就要餓肚子，餓著肚子就沒人跟黨走，沒人幹革命。”

他這樣吼著叫著時，臉上憋了一層血，把他的臉漲成了烏紫色。我想對他說，不是餓著肚子沒人跟黨走，沒人幹革命，而是因為餓了肚子，都才跟黨走，都才跟黨幹革命。這是被革命歷史實踐過的，顛撲不破的經驗和真理。可這些話我還未及說出口，

王鎮長卻拉開抽屜，取出幾頁復寫在橫格信紙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紅梅將那材料抖開一看，竟是我們送到縣上和兩級報社的那分《關於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還是文化遺產的思考》。我和紅梅呆住了。

他說：“拿走吧，你們要砸了程寺，你們就砸了程崗大隊人的心，我看你們失掉多助以後還如何幹工作、當幹部、搞革命。”

我和紅梅從鎮政府出來了。我們決定要給王鎮長一些顏色看一看。鎮政府的大門外有一片磚鋪地，磚地四周栽有泡桐樹。磚縫中長有細碎的雜草和蟲兒。立在那塊磚地上，我和紅梅的臉色都有些僵黃色。

她拿著那份關系著程寺和我們前途命運的《是封建余毒還是文化遺產的思考》的材料望著我，說：“咋會落到王振海的手裏呢？”我說：“這證明至上而下，黨的內部有一條黑線，沒有黑線這材料就落不到王鎮長的手裏邊。”

紅梅臉上的僵黃有些淡淡慘白了，仿佛殘忍的敵人已經持槍立在我們面前了。

“咋辦？”她說：“我們不能讓王振海牽著鼻子走。”我們當然不能讓王鎮長牽著鼻子走，就像中國不能讓赫魯曉夫牽著鼻子一樣，我們怎麼能讓區區的書記、鎮長牽著鼻子呢？

望著磚地外的桐樹林，從樹葉的縫中看見從東山擠出的日頭如噴將出來的血，嘩嘩啦啦便把東山脈和半個世界染紅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聽到那日出的聲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啞的呯呯聲，看見面前的一棵桐樹上吊著一個蟲包從半空落下來，啪地一響，那蟲就退回包兒了。

就在這時，我受到了革命的啟蒙和開悟，有一股力量從日出的血紅中向我輸來了，於是，從落下的蟲包那兒給我開啟了一道革命則生，革命則勝，不革命則敗，不革命則死的真理之門。

我望著紅梅的臉，看見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經有過的惘然和憂愁。

我說：“操她媽的，鎮長算個，當過營長算個。”她說：“你敢和他對著幹？”我說：“不對著幹，我們的出路在哪兒？”反問了一句，默了一陣，盯著紅梅無恥地欣賞一陣子，我又突然道：“紅梅，你最近想我嗎，想那事兒嗎？”

她朝別處瞟一眼，扭過臉來嗯一下，說：“愛軍，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時我都願給你，只要安全，哪兒都行。”

我拉起紅梅的手，在鎮政府塗滿紅漆的大門前，在從泡桐樹的圓葉間斜射過來的斑駁的日光中，我不顧一切，膽大妄為，如豬似狗、像馬似牛地把她的手從我的褲縫塞進了我的兩腿間，當她柔軟的手指觸到我無恥的堅硬時，我兩個立馬全都渾身顫栗，觸電般各自朝後退了一步，同時把頭扭向兩側驚慌地打量著。

有一個程姓的老人提一個水桶從家裏走出來，去程後街的井上打水了。我們扭回頭來彼此相望著。她說：“愛軍，今兒黃昏我在十三裏河灘上等著你。”我盯著她半白的臉，像看一張一絲不掛的裸畫兒。

她說：“你不想那事了？”我說：“想，往死裏想。以後我們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瘋一次那事兒。以那事兒來慶賀，那時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

（她像我盯她樣盯著我，不知她是盯著我的嘴，還是盯著我的鼻尖兒，我也是像望著一張裸畫嗎？）

我說：“今天我們就領著群眾沖進程寺裏，我們不砸程寺的房，我們把二程的著作全燒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們咋樣兒，然後你我就到河灘上，瘋一次那事來慶賀。”

我們就是在對那事兒的饑寒交迫中決定發動一次沖擊程寺之戰的。我們有牌坊之戰的失敗作為成功之母，就堅信程寺之戰的必然勝利。因為在這個初夏的日子裏，我們已經奪取了程崗的領導權，積累了許多革命中的經驗和教訓。

我已經十二分地清楚，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深刻和奧秘；已經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於戰爭。革命就是戰爭。既然戰爭只能靠戰爭來消滅，革命只能靠革命來成功，那麼我們為啥不以革命戰爭的經驗與理論來指導現時的革命呢？我們為何不以戰爭的形式進行革命呢？

我們當然要以革命的形式發動戰爭，以戰爭的形式進行革命。我們當然要沖進程寺，燒了二程全書、二程畫像和藏經樓上所有的四書五經、發黃的脆紙、程家的家譜，寺廟的財產登記簿和所有過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資料。

那些用牛皮細線裝訂的長條冊書，那些裝進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經卷，那些畫在巨幅紙張上、留著長胡子的祖像，那些被當成夫子、學問家的神們，雖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擺弄他們的著述，可說起來程崗大隊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對它們敬敬畏畏嗎？他們不都是以此為榮嗎？他們不都是把這些當成了程寺的靈魂嗎？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護，王鎮長和程寺是啥兒關系呢？同老鎮長程天民僅僅是兩代程崗人領導的關系嗎？他們有啥兒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鎮長竟敢把澆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為重要呢？

我和紅梅朝程寺走回去。

程慶林和幾個手持紅白木棍的民兵迎著我和紅梅跑過來，邀功請賞似的氣喘籲籲說：“高支書，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幾個燒香的人。”我和紅梅立在了程後街中的碾盤前。“都是誰？”“全是外鄉程家的後人。”民兵營長說，“我料到我們程崗的革命這樣熱火朝天，程崗人沒誰敢往這刀尖上撞，去搜了幾家，果然就搜出了幾個外鄉程姓人。”

紅梅說：“為了敲響警鐘，殺一儆百，外鄉人應該讓他們遊遊街，讓他們明白程崗大隊的形勢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誰都別想往程崗革命的臉上潑臟水、拉屎尿。”

慶林說：“現在我就去準備繩和高帽子。”民兵營長程慶林說完就要轉身領著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隊部裏走，我一把將他攔住了。“在這兒我們就算開了一個支部會。”我說著朝路邊靠了靠，把一條腿蹬在一個碾盤上，他們也都朝我更近的圍過來。

“讓這些人遊街，就得罪了這些人的親戚”，我說：“這些人都是程家後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為我們會拿他們開刀、批鬥，可我們偏偏要欲擒故縱，放了他們，這樣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來親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諒解和支持。這時候不要說我們燒了藏經樓上的書，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會像上次我們砸牌坊時那樣阻攔我們了。”

我說：“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解放軍用過心理戰，現在我們也要運用心理戰。我們的目的是團結群眾，燒掉藏經樓的典籍（程寺之魂），為下一步奪取鎮黨委的政權打基礎。”

民兵營長說：“白白放了他們？”我說：“放了。全放了。”紅梅說：“我同意。愛軍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不愧是我們班子中的領導核心。”

（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愛情我的魂。）

最先理解我的總是夏紅梅，愛情使我們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靈犀。

（青紗帳舉紅纓一望無際/下崗來修地道敢把山移/愛情的汁水澆灌著耙耬的土地/革命的種子開花結果定有期/共產黨是親娘將我養育/夏紅梅高愛軍紅心相依/立誌做一個中華兒女/樹雄心高舉起戰鬥大旗。）

2·程寺之戰

放走那些在程寺前焚香的外村程姓人，在程崗大隊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良好效果。放人就在日出三竿的程寺前，一桿一桿的日光普照在祖國的大地上、山脈上和村落裏。

程寺前的空地上、石頭上、墻角下，那時候人山人海，堆滿了沒有洗臉的社員和群眾，他們剛從床上爬起來聽說有人在程寺門前焚香時，臉上都驚嚇一層半汙的慘白，如一塊塊臟布上結了霜。不消說，誰都知道一場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將發生了。

這當兒，我看見我丈人程天青仍然穿著那個露著棉花的舊棉被，頭上頂著幾根草，怯怯地立在寺門口，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紅梅在麥垛下被他發現的那一幕，於是我狠狠地朝他冷一眼，他便躲到寺門東的人群裏了。

程寺大門仍然嚴閉著，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從大院的門縫湧出來，像穿堂風樣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門前邊走過去，人群立馬給我讓開了一條道。社員群眾們都眼巴巴地望著我，等著我對焚香事件的評斷和宣判。

我一只腳站到寺前石獅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腳蹬在那座獅子的後腿上，左手卡在腰間裏，右手按在石獅子的頭頂上，看見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軟軟弱弱，綿綿纏纏。我知道這當兒我不能立馬開口說話兒。

我就那麼立在獅座上，目光半冷半熱，熱中透冷，冷裏含溫地望著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崗人，望著歸我領導了的人民和群眾，歸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見我的沈默中，社員們的心跳聲如雨夾雪一樣落下來。

看見站在前排革命骨幹分子們的臉上都堅定了一層冰青色，基幹民兵手裏三尺長的紅白木棍（特制而成，他們總是如槍一樣帶在身上。那是他們的第二生命）半斜著提在手中，在東升的旭日中閃著新塗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幹和民兵身後的社員們，臉上則呈現出一種死灰色。

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時候有多冷，也看不見我的目光有多雜。我只看見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對峙，他們的眼皮就枯草一樣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頭像烈日中的草樣勾下去。

這當兒，這一瞬，這一點兒時間裏，我忽然明白，在鄉村的革命中，在鄉村的戰爭、戰鬥中，有時候原是不用刀槍和語言，不用文鬥或武鬥，僅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從他們頭上殺過去，從他們臉上掃過去，從他們的衣裳和腿上、腳上蕩過去，然後，在這沈默中，我輕輕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陣冷風樣把我低啞、冷硬的幹咳，送刀送針樣送到每個人的心裏去。

之後，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聲，清清嗓子，大聲地對我的百姓們說：

“今天，我們程崗大隊社員們全都看到了———這個新的紅色延安非常不幸地發生了駭人的焚香祭祖事件。這樣的事件是啥性質？是典型的一起有預謀、有計劃、有後臺的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動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抓起來不關進監獄也要打斷腳……”

我說：“可我高愛軍決不做那樣六親不認的事。我高愛軍雖然不姓程，可我是兩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書。我既是程崗大隊的支書，又是堅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個革命者，又是咱們程崗程姓人的領頭羊。按照革命的原則，我應該把所有參加焚香事件的人，無論男女老少，統統捆起來，關起來，送到班房裏，最起碼也讓所有的人都戴著高帽子遊街示眾。可我不這樣。我知道我不這樣做將會成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證。但是，為了程崗，為了咱們程姓人（咱們程姓人？）我甘願冒著犯政治錯誤的風險、甘願為某一天有些人反對我時留下把柄和罪證，對昨兒夜裏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遊鬥，更不上交公安；而且還要把已經抓住的人立馬放掉。現在就放掉！”

（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紅梅的臉上是一層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慶林的臉上是一層幾分掃興，泄氣的暗灰色。然在社員群眾那兒，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臉上都顯出了一片溫暖的明亮和親近。我該直奔主題了。）

我說：“社員們，群眾們，父老鄉親們，焚香祭祖往大處說是內外勾結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處說，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動，是腐朽沒落階級靈魂的死灰復燃。程頤、程顥是咱們程崗人的祖先不錯，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經卷一朝心，現在是新社會，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時期，你們咋能執迷不悟來燒香磕頭哩？昏頭啊！你們昏頭啊！你們昏頭……這讓我怎麼去說呢？

“我只能說我不怪你們，不怪父老鄉親，不怪叔嬸哥嫂，不怪爺爺奶奶，不怪任何一個社員群眾，只怪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寺廟，給我們留下的那些藏經樓上的散發著封建資產階級腐臭的經書和字畫。我高愛軍再三想過了，黨支部也研究過了，放了焚香祭祖的鄉親們我們如何向上級交待呢？當然，最好的辦法是放了人，砸了這寺廟，可砸了這寺廟你們不心疼，我高愛軍也還心疼哩。

“它是明朝蓋的老房啊，是我們程姓人的臉面啊，是我們程崗大隊的象征啊。咋辦呢？思前想後，想後思前，唯一的辦法就是燒了藏經樓上的書，燒了那裏的字和畫，燒了那裏的零碎雜亂，既保全了咱們燒香磕頭的人和寺廟，又可以向上頭交待說我們把寺廟的靈魂燒掉了，我們從心臟革命了，留下的程寺僅是軀體和死殼。”

我看了一眼紅梅和程姓的人。他們沈默著望著我，也望著紅梅和慶林。紅梅大聲地說：“要不燒了那些書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縣公安局裏去。”人群中有了活動和嘰喳的議論聲。

程慶林向前走一步，扭回頭瞪著他的同族們：“燒不燒那些書籍只是高支書的一句話，高支書征求大家意見是他敬著大夥兒，可誰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最後不得不把幾十個人送進公安局，結果寺和書又沒能留下來，那當兒雞飛蛋打可沒有後悔藥。”

我喚：“是不是不想讓燒那些書籍，是不是？”有人回答了。回答的聲音來自人群的最中間，像一聲雷樣炸開來。“想！———燒了吧，留著那東西幹啥呀！”有了一個回應，人群中就哄然喚叫起來了：“燒！現在就燒。”

“只要保住人，就把那東西燒得一點都不剩……”我的人民的心就這樣在我的呼喚下向我靠攏了，就這樣的被我又一次發動起來了。人群中的喚聲如暴風驟雨，隨著那高昂一致的喚叫聲，那些躲在後邊的程姓人朝前擠過來。朝我擠過來，我便率著激越的人們朝程寺大門湧過去。我親自動手把程寺大門摘掉了。這季節正是臨著盛夏的酷熱時，已近村頭的日光開始散發著它滾熱的光。

寺門大開後，院裏清新的潮味撲面而來後，群眾們都跟在我身後湧進了前節大院裏。不消說，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沒有機會走進這院裏的藏經樓上看一看，今兒終於時機來到了，革命把時機恩賜給他們了，他們就緊隨其後，前腳踩著後腳走進了這個神秘的寺廟裏，加入了搗毀封建殘余的戰鬥行列裏。

我到了中節院。中節院裏左右相對的“和風甘雨”和“烈日秋霜”兩廂房被正濃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緒27年（1901年）10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後由西安返回北京路過九都遊龍門時，分別為二程寫的“伊洛淵源”、“希蹤顏孟”兩塊匾原是分掛在“和風甘雨”和“烈日秋霜”兩廂門額的，這時候也都被葡萄樹的葉子遮沒了。

院子裏碗粗的四棵幾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樹，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著一串吊掛著，低矮的就碰在人頭上。它茂旺的根須把中節院的方磚地面頂得鼓鼓凸凸，使這程寺越發地顯出它的古樸和幽靜。人們從前節大院往中節院裏湧進時，中節大院的幽靜把人們的雜亂壓住了，鎮住了。

鐵絲和竹竿打成的葡萄架下蘊存的爽人的寒涼一下使人們啞然了，靜默消息了。（這多少讓不知內情的人明白程天民為啥要住進程寺裏———仙人的去處喲。）我這樣想著時，腳步已經穿過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經樓。那藏經樓為上下兩層，磚木結構，長短五間。

第一層的屋子裏，中間是通往後節院的過道，兩邊的堆了過時的雜物和用具，擺放最多的是積年的灰塵和草席。就在中間過道房和二層樓的相接處，由“二程”的弟子朱熹親筆書寫的“藏經樓”三個金匾大字懸掛著（另一種說法是“二程”弟子楊時所書寫，史中無記，也無人去考，程姓人這樣自傳自說），使那藏經樓在中節院顯出了它的地位和顯赫。

我和紅梅們也在樓下站住了。社員群眾都在那樓下站住了。村人們也都站住了。讓幾個民兵站在樓門口，讓程崗大隊的領導幹部朝上望一眼，都跟著我登上了二層藏經樓。樓梯在入門左拐的一角上，樓梯吱吱呀呀把我們送上二樓時，一個意外的情況發生了，天翻地覆地出現在了大夥的面前了。

我讀書時候曾登過藏經樓，成了程天青家快婿以後也上過藏經樓，我百分之百地記得藏經樓這二層五間的屋子裏，為了防潮防火，墻上是都用白灰泥過的，那經年累月的白墻已經顯出了很厚的灰土和塵黃，在那發黃的北面墻壁下，放了一排老式的塗著紅漆的松木大櫃子，中間門上有鎖的櫃子裏，擺滿了程顥、程頤的著作，有《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說》和《粹言》啥兒的。

那時候“二程”作為耙耬山區及縣鎮的歷史榮譽，老師不斷要講到程顥和程頤，不斷要在春、秋天氣帶著學生來參觀，要親自領著學生分批讓我們登上藏經樓，立在那些書櫃前，聽他賣弄他的崇拜和知識。

記得我要考縣一高的前一年，我們那個一副奴才相的駝背老師（不過他語文真是教的他娘的好，我善寫能辯的才華多半來自他。有一天有人批判他時我會保護他，前提是不能影響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特意挑了我們幾個學生來站到那些書櫃前，聽他一本一本地介紹程家弟兄的著作。還聽他說二程的著作中，為弟的程頤著作多，如《上仁宗皇帝書》、《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三學看祥文》、《顏子所好何學論》、《為家君上宰相書》等等；而為哥的程顥著述只有《上殿劄子》、《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顏樂亭銘》等幾種。

語文老師要我們把他說的話全都記下來，背熟悉，說每年地區出的試題中都有有關“二程”的附加題，答對了就有10分或是15分（那年果然有這類附加題，因為這個已經退休回家的駝背老師就是出題人）。

他還在那書櫃前介紹了程顥、程頤的書法和字畫，介紹了他們的生卒年月和為官仕途的曲折和不順。可是，眼下那些後墻的一排書櫃裏，連一冊、一頁二程的書籍也沒了，連一張程顥、程頤的字畫也沒有了，連當年隨隨便便卷著放在一個櫃裏的二程的弟子朱熹和楊時的畫像也都不翼而飛了，連鑲在書櫃正中桌上鏡框裏已經完全褪色的瘦削、長辮的二程的老師周敦頤的畫像也都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書櫃裏擺滿了從城裏新華書店才能完全見到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各種類型、版本的《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詩詞》，還有大開本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論》！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和書籍，各樣各種，少說上百冊。上始馬克思，下至毛主席，他們五位偉人的著作都分別用紅紙墊在櫃底上，著作整整齊齊放在紙上面。其他的空櫃裏，要麼就空著，要麼規規正正貼了領袖們的彩色畫像。

而那排櫃的中間桌子上，那個原來鑲了周敦頤畫像的大鏡框，眼下則鑲著毛主席夾著雨傘，風塵仆仆去安源鬧革命的那幅生動、朝氣的全身像。就是說，藏經樓上現在藏的全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

就是說，最封建、最心臟的地方，已經是程崗鎮革命思想和無產階級理論的寶庫了。就是說，我們革命的步伐慢了一步，被敵人先一步用革命的幌子把我們真真正正革命的行動擋住了。就是說，我們早晚要把戰爭發動到程寺的計劃早已經在一些人的掐指細算之中了。我早晚要燒掉那理學經書的念頭程天民早已有所預料了。

村幹部們怔怔的立在藏經樓上的書櫃前，從那些浮在葡萄架上面的雕花窗戶裏透進的光亮，輕輕地落在我們臉上和身上，使我們的尷尬明明顯顯地漂在、掛在每一張犯了革命幼稚病的灰臉上。那些經卷書籍，據說是在兩年前都已不在藏經樓上了。有人說兩年前縣文化館來這拉走了，有人看見來拉的是一個吉普車。

有人說那一次文化館只拉了幾張桌子和椅子，根本沒拉一本書。那麼它去了哪裏呢？大家面面相覷，每張臉上都掛著一片雲。不言而喻，都疑心這些典籍是被老鎮長收藏起來了。

程慶林提議把藏經樓通往後節院的過道門砸開，到程天民的住處搜一遍，可我深思熟慮了半晌沒說話。你們試想想，倘若果真是程天民在兩年前就把經卷字畫轉移走的話，他會擺在三節院裏讓你去搜嗎？倘若要再找不到那些書籍如何向程天民交待呢？（日他祖先，誰都知道他是縣政協委員，和現任的縣委書記常來常往哩。不當鎮長，勝似鎮長哩）我們能沖進三節大院嗎？能不管不顧地沖將進去搜查嗎？

革命是要在思考中進行的，高瞻才能遠矚。戰爭中最忌的是敵情不詳，盲目出擊。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是也有防禦和後退———這種說法才是完全正確的。為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行彎路，這是許多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何況是革命，是革命中的軍事行動呢。（我操他奶奶，要我和縣長或書記有程天民和縣委書記那樣的關系就好了。）望著村幹部和那些黑鴉鴉的我的百姓們，我仍然振振有詞：“我們目前的任務是打倒掌權的走資派，不是揪那些退下的走資派。我們不能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既然程天民知道把經卷藏起來，他就不會藏到讓我們一下能找到的地方裏。”

我說：“現在的主要矛盾是把鎮政府的政權奪過來。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程天民和程寺這些都是次要矛盾和支流，會隨著主要矛盾的解決而解決。‘綱舉目張’是啥意思？先推翻鎮政府，再收拾程寺和那些蝦兵蟹將，這就是‘綱舉目張’的活學和活用。”

那一天，就在往日早飯已經吃過時，我們從中節大院取下了德宗帝親筆禦書的“伊洛淵源”匾，慈禧太後親筆禦書的“希蹤顏孟”匾，還有朱熹或楊時親筆書寫的“藏經樓”及前院中歷代各朝為程顥、程頤或程寺寫下的一堆匾額和招牌，在程寺門前焚香祭祖的那兒點火燒掉了，同時還砸了門前宋朝、明朝為程寺立下的兩塊建寺碑和清末時期哪位達官貴人送臥在寺前的兩個石獅子，讓這次革命的進攻以象征性的勝利宣告結束了。

3·勝利取得

燒毀程寺的一批禦匾和砸掉幾塊禦碑的勝利後，聽說王振海氣得把飯碗摔在了鎮政府的食堂裏，這就讓我們（我）達到預期目的了。我已經把他摔碗和破口大罵的時間、地點、證人全都記在了我一個本兒上（引蛇出洞）。

我們破除迷信、懲治封建活動，改造人們的思想，提高人們的覺悟，他為啥兒氣得摔碗呢？他為啥兒敢罵不抓緊澆地餓死他們這些龜孫子！誰是龜孫？是我們這些革命者？我們是龜孫子，他不就成了封建老爺嗎？如果說革命青年是龜孫的話，那我們甘願就做這個龜孫子，就讓他去當反革命的封建老爺吧！就讓他充當以程寺和“二程理學”為代表的程崗封建階級的最優秀、最權威的保護傘吧。

魯迅說，沈默也是一種反抗，也許是最好的反抗。對於王鎮長和有些問題，我們不是不報，是時辰不到。時辰一到，自然會報。時辰一到，不報自報。因為我已經是名正言順的程崗鎮黨委委員，我已經可以名正言順地列席程崗鎮的黨委會，已經有條件在每一次會議上把王鎮長的一言一行都記錄在我那牛皮紙封面的筆記本上了。

到了初冬，種植小麥的時候，我已經在我的那個本上記了他72條反動言論。他說過“抓革命、促生產，不促生產如何革命呀”！（革命是首位，生產是屬從，他這不是顛倒革命和生產的關系是啥兒？不是唯生產力論是啥兒？）還說過：“女人是個寶，革命是個X。”（這是最典型的反革命言論，可惜這話是鎮上管宣傳的李幹事給我說的，這鳥人堅決不肯寫證明、做證人。還為給我透了這些而後悔。有一天我當了鎮長會給這李幹事一點顏色看，讓他後悔莫及哩。）

王鎮長還在一次三夏大忙動員會上對各大隊的支書講話時，把毛主席語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改為“沒有一堆糊口的糧食，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那次會上，他喝了幾口酒，就在一個叫趙秀玉的女支書面前（40余歲，長相極醜，簡直不能和紅梅同日而語），拉著人家的手說：“趙支書，你長得特別像我在部隊當營長時我們二連長的老婆哩，你和她一樣，敢作敢為，守口如瓶，在所有的大隊幹部中，我最信任你。”

（他們是不是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呢？要有就好了！）

依照鄉村革命的規律，種上小麥之後，冬閑便來了，革命和愛情都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高潮了。在這一年裏，我以沈默和忍耐的態度堅持在王鎮長的領導之下工作著。之所以我能堅持沈默著，是因為這一年我和紅梅那重大的情愛工程不像我想的那麼順。

我總是在開掘挖鑿中碰到樹根而誤工。當挖到一百余米時，我還碰到了一層紅僵土，好在那似土似石的地方只有幾米長，我用二十七八個通宵把它打通了，若它有十米二十米的厚度咋辦呢？我還能如期打通我們的愛情通道嗎？

更糟糕的，是我在計劃工程時，沒有計劃地道的通風和排氣功能，當挖至幾十米深時，空氣稀薄了，人就感到呼吸困難了。為此，我想了許多辦法，買了一個小型鼓風機，可鼓風機需要交流電，村裏又時常停電；想在哪挖一個通風口，可挖通風口雖然可行，但又失安全。

最後我決定每隔十米左右，就用工程勘探的半月鏟兒，由下向上挖一小碗或胳膊粗細一個通風口。這個通風口的上端必須都在哪家住戶的院墻、屋墻的地基下。你們知道，豫西人的院墻、屋墻的地基都是由石頭生砌而成，都高出地面一尺或幾寸，把通風口挖在地基下，既不會被任何人有絲毫的覺察，又能從那些生砌的石頭縫中把地面的空氣輸送到地道裏。

通過這一卓然有效的設計和實施，我堅信我不僅是天才的革命家，還是一個天才的地下工程師。我用我所學過的數學和物理，加上地面觀測和在工程兵服役時所擁有的知識和經驗，在我由下至上挖的17個四五米深的通風口中，有一個是挖在街上的碾盤下，一個挖在程寺門前的一棵枯柏的樹洞裏，另外15個，全在墻基下，有14個不偏不倚，只有一個稍有偏差，挖在了程桂芬家的院墻外，幸好那院墻外是一個柴禾垛。

我把那個通風口用一塊石頭塞死廢棄了，我相信那堆柴禾燒完時，主人發現那個黑洞會以為那是一個黃鼠狼窩或別的野獸洞，也許那些柴禾的枝枝葉葉會自然地把那洞口堵塞著。總而言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龐大繁重的地下愛情工程已經挖了250多米了，再有十幾米，到程天青家那半畝地的空閑後院下，我就該挖地下房屋了（真正的洞房喲），人身肉體急不可耐時，就可以和紅梅到那洞房夫妻了，可以放心大膽地在那雲山霧雨了，可以彼此赤裸裸，不帶一絲針線地在那洞房行著事兒說笑和商議革命和工作的事宜了。我還沒有告訴紅梅說我對她情愛的重大行動和方案。

有幾次我們在野外快活著那樣的事兒時，她吃驚地摸著我手上的繭子說：“愛軍，你的手咋了？”那時候我差一點把這個秘密開天窗樣泄給她，可我一猶豫，卻又對她說：

“我生就是勞動人民的命，隨便幹點活兒手就起繭子。”

我想把地道挖到她家時才突然告訴她。我要讓她那當兒望著我驚奇地瞪著眼，在某一天革命又有了巨大的成功之後，比如我當上了黨委書記或鎮長或縣委委員時，讓她萬分驚奇地跟在我身後，一步一步走進地道裏，摸著泥土，感嘆我對她偉大的愛情和占有。

我要她往地道深處走去時，邊走邊解衣扣兒，每走五步就如天女散花般把她的衣裳往地道丟一件，到了中間洞房處，正好脫得一件也不剩，赤裸條條地立在那。然後，我們就在那洞房的床上餓了吃，渴了飲，不饑不渴時就瘋瘋狂狂、雲雲霧霧那事兒。

我們要一天瘋狂八次那事兒，一次事兒雲雨三個小時整。我要把一生對她肉身的饑渴都在她第一次走進洞裏的三晝夜裏吃喝掉，然後再在那裏摟著她一口氣睡上三天又三夜，七十二小時，睡醒了，精力充沛了，再和她一起走出地道投入火熱的鬥爭、火熱的革命、火熱的人生裏。

（也許我在我們第一次走出洞時的路上還會若有所失地和她瘋狂一次那事兒，會在洞口的光亮裏再完成一次我的高潮和她的高潮兒。）

可這一切都取決於我必須立刻把地道挖出來，把真正的洞房挖出來。我已經把洞房重新設計了。我要在洞房靠程天青的住屋地下四米的深處留下幾方土，用那留下的長方形如坑樣的地形做床兒，再把洞房內挖出二至三個通氣口，一個在程天青的院墻地基下，另一個在他睡的後墻下或是床鋪下。

也許通過那床或後墻下的通風口，我能聽到程天青和他媳婦在床上有沒有做事兒，還能聽見瘋了的程天青說些有關大隊和鎮上的情報和秘密（喂———喂———村之為戰，人之為戰———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能放空槍，不能放空槍）。

可是，在我正準備挖設洞房時，有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發生了。種上小麥後，我在鎮上召開的一個基層幹部會上碰到了鎮黨委管文件和會議記錄的田秘書。

田秘書把我拉到會場一角神神秘秘說：“高支書，你哪兒得罪了王鎮長？”我知道我哪兒都得罪了王鎮長，可我說：“我哪敢得罪王鎮長，我是王鎮長路線的堅決擁護者。”

田卻說：“你再想一想，不得罪王鎮長，上個月縣委組織部要選拔一個縣團委書記，你是三個人選中的第一個，可組織部派人到鎮上一考查，王鎮長咋會對人家說你華而不實，愛出風頭，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

我一下驚住了，立馬把田從會場角拉到了會場外的男廁所。“王鎮長還說我啥兒了？”田又到廁所外邊看一眼，“說你和夏紅梅是一對革命小醜，如果有一天你們得志，才叫老百姓們哭天抹淚，才叫革命暗無天日哩。”

我問：“組織部的同志說了啥？”田說：“組織部來的是一個副部長，他好像對你很失望。”我問：“現在團委書記誰當了？”田說：“聽說最後由第二人選頂上了，是縣絲綢廠的一個副廠長。”

事實證明，革命不能對王振海心慈手軟了，他已經阻礙了歷史的前進和發展，已經完完全全，徹頭徹尾成為革命的敵人和絆腳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中國革命的國際原則，這也是高愛軍參加中國革命的根本原則。

我把自己關在家裏，用三天三夜的時間整了王鎮長一份題為《撕破程崗鎮書記兼鎮長王振海的醜惡嘴臉》的揭發材料，統共28頁，一萬三千字，所以那材料的副題是———關於控訴王振海的萬言書。

大致摘要如下：一、關於王振海的反動言論；二、關於王振海的男女關系問題；三、關於王振海支持封建活動問；題四、關於王振海多吃多占的經濟問題；五、關於王振海“唯生產力論”的問題這份落款是程崗鎮革命群眾的揭發材料，我有意寫了不少錯字，又用左手復寫三份，一份寄給縣委，一份寄給縣政府，第三份寄給了縣委組織部。

之後的日子裏，我並不打聽那材料寄到縣上的回音和反映，而開始在程崗大隊開展了農閑積肥運動，要求各家各戶，在冬閑的日子裏，每家都必須在門前屋後，用樹葉、雜草積下三至五方農家肥，然後把肥料用泥糊起來，頂上留著灌水的槽，每十天半月都必須挑幾擔水灌入那槽，使那些草發酵腐爛，為來年春天小麥施肥作準備。

我說過我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這一次又證明了我果真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

當那份萬言材料如炮彈樣從鎮上的郵筒射往縣裏的第十六天，我又讓紅梅重新抄一遍，以“程崗鎮革命幹部”的名義又一式三份寄往縣上的不同部門。又十天之後，我再讓紅梅用左手抄一遍，仍是一式三份的寄出去，這樣一個冬閑下來，以不同的落款把那份材料（有時也改一改，換換大、小標題）統共寄出了9次27份，使縣上的各部門和主要領導手裏，都有了關於揭發王振海的萬言書。

終於，到來年春天時，縣裏派來了革命工作調查小組，組長居然是部隊對地方實行軍管（又名“三支兩軍”）留在縣上工作的一個老團長。團長在鎮公所工作了三天三夜，和每一個幹部都談了一次話（這是軍隊幹部工作的老傳統），從鎮公所領著他的調查小組在程崗街上轉了轉，看著滿街的積肥整整齊齊，一行一排。

他用腳便把積肥上糊的蓋泥踢開了，立馬的，在那蓋泥中發酵了一冬的草糞熱暖暖、白淋淋、香噴噴的腐味便一下沖進了他和調查小組的每個人的鼻子裏。

當天，老團長走進了程崗大隊部。“你叫高愛軍？”“哎。”“你當過兵？”“首長是從我的名字裏看出來的吧？”“我從來不以貌取人，不以名猜人。我看你們大隊的積肥整齊劃一，不當過兵的人不會這樣要求老百姓。”我笑笑。

他問：“你得過縣裏的‘革命急先鋒’的稱號是不是？”我又笑笑，很害羞的模樣兒。

“你對革命和生產的關系怎樣看？”我說：“要狠抓革命，猛促生產。生產上不去，革命就容易讓人看成是空話。生產上去了，革命的旗幟插在哪兒都飄揚。”

老團長的眼睛亮起來，又一眨不眨地看著我。“高愛軍，你實話說，關於你們鎮王振海的萬言材料是不是你寫的？”我的眼睛睜大了。“啥兒萬言材料？”他仍然冷冷盯著我。“真的不是你寫的？”

我說：“首長，你們調查沒有？我到底寫了啥？王鎮長有錯誤，我對他確實有意見，比如他理論水平不高，比如他在講話中愛罵人，還比如他對程崗大隊的封建迷信活動遷就姑息，這些意見我以前對縣上的人說過，不能因為我說過這些，有些事不經調查就得出結果。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團長朝我擺擺手，打住了我的話。“我在程崗鎮三天談話二十幾個人，誰見我說話都緊張，只有你理直氣壯，說話不打一個結巴。”

說到這兒老團長突然停住了，突然轉了話題問我道：“你今年二十幾歲？”我說 ：“27。”

他說：“哦……年輕哩，願不願調到鎮政府裏去工作？”我說：“革命戰士是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我們的談話就完了，前後用的時間走不了半里路。

但在這僅能走半里路的功夫裏，我的表現勝過一個有二十年工作經驗的鎮長和書記，勝過一個連長或營長，我處變不驚，對答如流，藏而不露，有理有據，給一個老團長留下了絕妙美好而又極其深刻的印象。這樣的人才他怎能不用呢？

區區王振海他怎能擋住我的升遷，擋住歷史的車輪嗎？終於，我被任命為程崗鎮的名副其實的第一副鎮長。不消說，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