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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24, 2015 at 8:55pm

深度分析：全球頂級智庫如何評論“一帶一路”？

近日，零點集團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蘭德公司、外交關系學會、伍德羅·威爾遜中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所;歐洲與全球經濟治理實驗室、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等全球10大頂級智庫在上半年公開發表的“一帶一路”戰略研究報告進行了整理分析。

研究發現，2015年1-6月，十大智庫共發布與“一帶一路”戰略有關的研究報告54篇。數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美國外交關系學會(14篇)、布魯金斯學會(11篇)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11篇)。

從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基本態度看，持積極態度的22篇，中性態度的28篇，消極態度的4篇。多數智庫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評價客觀公正，且整體看好實現前景。

從話題分布看，24篇聚焦亞投行，23篇關註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交關系，7篇深入分析了“一帶一路”戰略的決策背景和政策目標。

智庫報告的核心觀點可歸納為：

一、對“一帶一路”戰略倡導合作互惠表示認可

在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決策背景和政策目標的分析中，“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和“重塑國際經濟新秩序”成為提及率最高的關鍵詞。多數智庫報告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有助中國解決增長乏力、產能過剩問題，並為沿線國家帶來普惠效應。

在研究中國與印度、中亞、中東與東部非洲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關系的23篇報告中，16篇涉及能源、基建、商貿及聯通亞歐大陸橋等領域的“合作互惠”;其中，3篇報告提及“一帶一路”戰略將可能緩和中印之間的政治紛爭。

值得注意的是，仍有7篇報告談到“一帶一路”戰略將引發地緣政治爭奪，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其中，4篇報告對“一帶一路”可能導致沿線國家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表示擔憂。

二、對亞投行完善內部管理與提升透明度抱有信心

從數量上看，十大智庫發布的“一帶一路”研究報告超過半數以亞投行為核心研究目標。這從側面驗證了國外學者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基本認知，即“一帶一路”戰略的全球性規劃仍不明朗，而亞投行目前是“一帶一路”作為跨國性戰略可依托的主要載體。

值得註意的是，半數相關報告提及亞投行的內部管理能力與透明度問題，且主流觀點表示擔憂和懷疑。不過，這種擔憂和懷疑並不是對亞投行的簡單否定：

多數派觀點認為，“官僚主義嚴重導致效率低下、準入標準過高導致實際效用不足、項目誠信評估系統不完善導致腐敗多發”是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存在的通病，不是亞投行獨有的問題。亞投行具備特別優勢，即基於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教訓和經驗改善“頂層設計”，而中國的長期改革歷程將為中國版多邊發展銀行註入改革基因。

少數派觀點認為，中國對於國內機制體制問題還不具備足夠的應對能力，更無法建設一個完善的國際金融體制。亞投行無法達到“世行標準”，而低標準的發展銀行沒有存在的必要。不過，部分智庫的報告對這派觀點進行了反駁。卡內基基金會的一篇文章特別提到，中國要采取的不是最高標準，而是最符合實際的標準。布魯金斯學會《特殊的爭論：美國、英國和亞投行》一文指出，英國等國家加入亞投行，暗示了這些國家認可中國重新制定國際標準的權力。

對於亞投行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關系，智庫觀點大致可以分成兩派。相對多數派(10篇)認為亞投行可以與現有的機構形成互補，使不能享受到世行、IMF或亞開行貸款的發展中國家收益;同時，機構間的良性競爭將促進國際金融機制改革進步。不過，仍有6篇文章認為亞投行的成立會導致惡性競爭，從而破壞現有國際金融秩序。

三、對美國“攪局”亞投行持批評態度

近八成智庫報告或多或少地提及了美國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特別是對亞投行的抵制政策。綜合來看，絕大多數智庫對美國的政策持批評態度。批評意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不適應，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國際機制不合作，對盟友的干預導致西方陣營內部不團結。

尤其是，智庫報告高度關注美國與盟友在亞投行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其中，8篇報告認為英國加入亞投行是中英兩國外交的勝利和美國外交的失敗，4篇認為韓國加入亞投行將影響韓美關系發展，美國外交關系學會發表的1篇報告甚至認為美國應該鼓勵日本加入亞投行，而不是采取置身事外的逃避政策。布魯金斯學會的一篇報告重點說到，美國傳統盟友加入亞投行凸顯了中國分裂西方陣營的能力。

綜合分析十大智庫的主流觀點，可得出以下基本結論或政策建議：

全球頂級智庫對“一帶一路”態度總體正面，增強海外智庫與本土智庫交A流、利用海外智庫影響力消弭外界質疑，有助於為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營造正面的國際輿論。

在對外傳播中應突出亞投行所倡導的“最適宜標準”和美國等國家堅持的“最嚴格標準”的區別，突出亞投行的務實性、靈活性和普惠性，增強亞投行對相關國家的吸引力。

亞投行可主動與世行、亞開行等機構建立常態化的聯絡機制，如互派觀察員、互設代表處或定期交換項目信息等，從而打破海外媒體對亞投行與既有國際金融機構惡性競爭、互相拆臺的印象。 經濟合作對緩解國家間的政治緊張氣氛、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和瓦解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切實有效。讓沿線國家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得以分享中國快速發展的成果，是成功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必要保障。（2015-08-14 零點研究咨詢)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21, 2015 at 12:06pm

楊丹解讀“一帶一路”與中小企業發展機遇

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商學院院長楊丹日前在“一帶一路.百人論壇”首屆論壇上表示，央企是走進“一帶一路”的主力軍，對中小企業來說，走進“一帶一路”首要目的是獲得市場，中小企業有著強烈的走進“一帶一路”的願望，但需要適當的策略。

楊丹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首先帶來了國有企業的機遇，因為“一帶一路”大多沿線國家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不少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能源、礦產等資源型行業，我國國有企業將率先在工程基建、建築建材、交通運輸、旅遊餐飲等領域，帶動對沿線國家的產品、設備、勞務和投資的輸出。

但是同時中小企業由於數量眾多，機制先進，通過國際貿易和海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對特定地區行業深入了解。如果支持引導正確，有可能形成一帶一路發展中眾多的“螞蟻雄兵”。

楊丹分析，中小企業在“一帶一路”中的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創新實效”優勢。中小企業由於自身特點，相比與大型企業具有創新方面的優勢。首先是創新的時效優勢。中小企業通常能根據項目的需要，致力於開發周期短、見效快的技術，能較快地獲得經濟效益。因此，中小企業在創新時間和創新效率上優於大型企業。由於具有創新的時效優勢，中小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更能適應國際市場上技術更新頻率越來越快的趨勢。

二是“技術積累”優勢。我國中小企業經過長期對外貿易的經驗和技術積累，其小批量製造技術和多功能的機器設備，較為適合“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勞動密集型技術以及在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基礎上經過改造的技術和設備，符合“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偏好；就地取材的技術較為容易受到“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偏好。

三是“管理效率”優勢。中小企業管理優勢體現在：一方面對外投資決策可以更市場化。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資金往往是經過多年的艱苦經營積累起來的，其決策必須經過縝密的考慮。在對外投資決策更具審慎和科學性的基礎，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的決策者往往具有更大的決策權，對外投資決策比大型企業更有效率，更能根據投資環境的改變及時地作出有利於企業發展的對外投資決策。

楊丹認為，央企是走進“一帶一路”的主力軍，主要是找到恰當的投資項目，獲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同時也有國際投資的戰略布局要求。對中小企業來說，走進“一帶一路”首要目的是獲得市場。中小企業有著強烈的走進“一帶一路”的願望，但是需要適當的策略。

一、“借船出海”策略

中國的外向型中小企業以“三來一補”起家，發揮原材料、人力成本優勢為國外企業做加工和貿易為基本的形式。具有品牌、管理、金融支付、物流等優勢，是中小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二、“抱團發展”策略

一是信息共享。政府有關部門應健全信息咨詢和社會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獲得“一帶一路”技術、市場、人才、信息等提供便利。這不僅有利於改進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狀況，也有利於政府協調各企業的對外投資。

二是一致行動。通過各種類型的絲路商會，共同解決信息、人才、融資、法律訴訟等問題，也可以和相應國家進行協商溝通。值得一提的是，絲路國家規模較小，在尊重當地的風俗和規則和互利共贏的前提下，中國在絲路國家比在歐美有更多的談判能力。

三、產融結合策略

中小企業走出去需要金融支持，包括風險管理、資金融通等。楊丹建議：

1、政府應加強對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的扶持力度，建立並完善各級地方政府與當地中小企業以及當地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息溝通機制，有效加強政銀企合作。

2、對中小企業加大支持力度，籌建“一帶一路”相關基金會，劃撥專項資金對中小企業進行資金支持，鼓勵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貸款，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3、拓展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及方式。不斷完善擔保體系，構建多層次、多功能的擔保體系，不斷創新融資和擔保業務品種。

4、和國有企業相比，中小企業不具備國有資本的國家政策直接支持的條件，政府應積極支持開發抵禦各國國別風險的保險品種，降低中小企業走出去的風險。

四、公私合營策略

國有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有很多外包的機會，同時也有很多公私合營的機會，也是試點PPP（公私合作模式）方式的重要的平台。民營企業的身份，可以避免東道國政治上的隱憂感，同時可以充分利用民營企業的體制優勢，增強競爭力。

五、全球產業鏈策略

國際化不是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不要忘記中國是中小企業最熟悉的市場，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國際化的本質是從差異中尋找超越的力量。一帶一路是中小企業基於全球化的整體產業價值鏈的重構的重要機遇。（http://www.CRNTT.com 2015-08-13 中評網，中評社北京8月13日電，記者　王永雪）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21, 2015 at 11:30am

周浩雲：香港可助內企經“一帶一路”走出去

香港特區政府近期頻繁提及“一帶一路”，又多次強調香港應該積極參與到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新戰略中，為國家貢獻力量的同時也可以從中受惠。從本地的角度來講，香港到底可以在哪些方面融合到“一帶一路”當中呢？特許金融策略師協會主席周浩雲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香港應該發揮傳統金融服務業的優勢，在“一帶一路”中扮演一個國際投融資平臺，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為中資企業在絲路沿線的基建投資提供各種協助。

周浩雲表示，香港固然沒有大型基建的人力資源參與“一帶一路”的基建建設，不過香港的物流配套齊全、稅率低且法律穩健，同時也是國家金融業的翹楚，可以在“一帶一路”中帶動企業投融資，“甚至整個‘一帶一路’，包括亞投行，都需要香港去做融資，以及去面對世界的投資者”。

國際融投資平臺

周浩雲認為，港交所的上市融資量長期排名世界前三位，以一個窗口的角色來說，香港作為國際投融資平臺，其主要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業、投資銀行、傳統銀行、基金業，以及其他會計諮詢等服務業，其實都會幫助到“一帶一路”的實施和落實。

周浩雲又指，香港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在政策、設施、資金、貿易、民生等方面，香港有很大的功效可以發揮，很多央企和民企近年在香港買地投資，中資建築商也在香港政府及企業中拿到大訂單，“香港要做好，為這些內地的任務把關、監察、質檢，希望藉著香港這個國際質檢的優勢地方，將材料經過香港輸送出去，保證材料的安全”。

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同樣作為“一帶一路”的融資平臺，與香港的角色是否會重疊？對此，周浩雲表示，亞投行和香港融資平臺是兩回事，亞投行畢竟是今年才宣佈正式成立，定在北京做總部，最主要是“一帶一路”的投融資平臺，“角色像是基礎建設的央行”；而在百多年的制度下，香港無論是法律和金融都非常優秀，主要著重股票、債券、黃金商品等交易，可以將部份的項目“打包”出去。

“‘打包’就是資產證券化，將它（“一帶一路”的項目通過債券等方式）分配給不同的國際投資者，亞投行畢竟是由零開始，可以互相有裨益、互相輝映。”周浩雲舉例稱，港府曾在2004年為發展“五橋一隧”項目，對外發行60億港元的債券，為基礎建設進行融資。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升級離不開香港的支持，香港是提供最大人民幣流動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與人民幣有關的基礎建設融資、項目投資風險管控、成熟的股權融資市場，這些都是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重要優勢。

“絕對是這樣的。”周浩雲指出，香港在人民幣離岸業務方面是第一個開始幫助國家的，在CEPA後，這個經驗比新加坡和倫敦要豐富，香港的地理位置也很近大陸，令香港有這方面的優勢。

周浩雲表示，加入亞投行的國家佔全球GDP的六成，將會令人民幣成為第四大的國際結算貨幣，“起碼如果在‘一帶一路’這57個國家裡，以後得到中國為首的亞投行去投資，比如巴基斯坦的機場，用大概400億，我相信國內都會傾向用人民幣去支付”。

不過，周浩雲認為香港並非可以安寢無憂。他指出，倫敦也正在做人民幣結算，而且想做得更大，一直虎視眈眈，尤其是倫敦在外匯和黃金方面的交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另外，他又指，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佔中國的7成左右，而新加坡在近年積極爭取餘下的大部份業務。

周浩雲認為，新加坡無論是在法治和稅率都可以與香港匹敵，而新加坡也有其好處，“有個獨立性，不是中國一部份，變相令國際投資者覺得可以作為資產管理、consortium（信託）的中心”。他舉例稱，花旗集團都是以新加坡作為亞太的總部，而不是香港，因為考慮到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性。 http://www.CRNTT.com 2015-08-19 中評社香港8月19日電（記者　李仕奇　高映竹）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9, 2015 at 2:11pm

趙磊：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N個“不”

【亞投行無疑是近期國內外地緣政治、經濟金融的最大熱點。3月26-29日舉行博鰲亞洲論壇，“一帶一路”規劃也將正式發布。在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趙磊看來，“一帶一路”範圍廣，規劃不會過細，更多是原則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夠多的、動態性的空間讓絲路國家和企業去參與，不希望限制參與國和企業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內容，如交通、能源、電力、通訊等，這與亞投行的工作重點是匹配的。

但目前國內外對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都有不少認識誤區，亟待澄清。本文摘編自作者在盤古智庫發表的文章《“不動別人奶酪”的亞投行》和在《環球時報》發表的文章《理解“一帶一路”需避十個誤區》。】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要避免簡單類比，不要一方面反對別人拿“馬歇爾計劃”類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維護一國霸權的意味。許多西方媒體將亞投行稱作是中國控制的，這不客觀。此前中國對外表示可出資到50%，這表明中國對亞投行的強力支持，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隨著亞投行成員的增多，中國的占股比例會相應下降。中國有控制的能力，但沒有控制的意願：中國不尋求一票否決權，因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反對美國在世界銀行擁有否決權，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與關鍵力量：中國推崇協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來決定。中國要推動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把具體的項目做紮實。
亞投行表明中國外交布局的重大調整：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是中國的外交布局。可以預見，多邊外交將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亞投行等多邊機制，既有利於中國整合周邊與全球資源，也有利於中國贏得良好的口碑與聲譽。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

開始的時候，美國遊說七國集團和亞洲盟友不要加入該機構。美國認為，鑒於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存在，沒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開發貸款機構。美國的擔心：1、從戰略來說，亞投行會動搖美國霸權的基石——全球貨幣與金融秩序，美國已經領導了70年；2、從技術來說，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金融組織，美國擔心貸款標準是否會很低，或形同虛設。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今天，美國在能源領域、金融領域都感受到了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

3月23日，奧巴馬稱歡迎亞投行的設立並表示亞投行可以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合作。美國態度的轉變不僅僅是因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國內壓力：1、全球經濟新格局的主要標誌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要接受這個事實；2、加入才有可能從內部影響亞投行的發展。

從圍堵到合作，也表現出美國態度的虛偽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國發揮與其日益增強的實力相符的國際責任，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當中國朝這個方向努力時，比如建立亞投行，美國卻試圖阻撓，這就顯得短視和虛偽了。對中國人而言，亞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與華盛頓爭鬥全球經濟影響力，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經濟秩序的博弈。

不要讓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被過度政治化

中國要推動國際規則更加合理與完善，但不是要進行顛覆。在國際關系中，負責任不僅僅指要援助、要砸錢，更強調公共產品的提供，要有議程設置的能力：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麽，但我能決定大家討論什麽。要避免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規上做文章，推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公平性發展。1、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要符合綠色和低碳標準，要有人文情懷、要在生態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發展，使各國人民有機會的參與到亞洲的共同事業中來，要避免由於邊緣化狀態而導致的極端化情緒的蔓延。3、公平性發展，既要反對霸權，也要反對特權，使公平成為亞洲國家的共同價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後要提高放貸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時要制訂嚴格並切實可行的高標準保障條款。

亞投行是中國“共同體外交”的新載體。“共同體外交”的實質，不是單純尋求一國利益，而是將共同體成員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區域開放主義、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體外交”的邏輯基礎。這也是區域多邊主義與開放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共同體有三個階段：利益共同體，即要在滿足需求上做文章；命運共同體，即要在應對挑戰與回應壓力上做文章；價值共同體，即要在相關欣賞與內心認同上做文章。

亞投行“創始國”不一定有特權

為什麽大家爭著想做創始國？國家在考慮回報的時候，既包括經濟回報也包括政治回報；創始會員國會得到特殊的政治回報，會載入史冊，特別是大國非常在意這個。小國更加關註具體的經濟回報。從原則來說，創始會員國與其他會員國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並無區別。金融機構最大的特權是投票權，投票權的多寡取決於成員國的出資份額。具體來說，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各國的經濟權重，以經濟權重來衡量各國的出資份額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來，創始會員國的特權主要具有象征意義，即“歷史不會忘記”。

建設“一帶一路”不能自娛自樂

中國人往往把22個阿拉伯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把5個中亞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把54個非洲國家看做一個整體……據此制定整齊劃一的政策。但“一帶一路”要真正具有生命力，我們就要真正去了解每個國家、每個群體對中國的期望、對我們的需求，要庖丁解牛每個絲路國家。

各省不能只顧“討政策”

絲路戰略既要頂層設計、更要基層創新。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地方幹部最後的總結往往驚人的相似：希望中央重視我們，給予特殊政策。但北京的專家再聰明，他們不一定比地方幹部更了解地方。所以不能等，要有基層創新，要先做起來。

各省不要急於為自己找定位

有為才有位，不用忙著定位。很多省份在忙著爭搶歷史上誰是絲綢之路的真正起點，有的叫絲綢之路的新起點，有的叫絲綢之路的黃金段，有的叫絲綢之路的節點……這在全球化、互聯網經濟時代的意義是有限的，關鍵不是叫什麽，而是要有內容、有亮點、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有哪些“錯位競爭、不可替代”的絲路優勢。

但很多省份一想到絲綢之路，還在絲綢、茶業、陶瓷等“老三樣”上做文章，但這是歷史上中國的主打產品。今天，我們要賣什麽？首先，需要了解合作夥伴需要什麽：對方需要什麽我們就賣什麽，要多賣必需品、少賣奢侈品，既是賣產品，也是賣價值、賣文化，通過消費中國產品上升到對中國的欣賞和認同。

“資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帶一路”的唯一主題

有一些人認為，“一帶一路”就是要保障中國的資源、能源供給，確保稀缺性資源的戰略安全。的確，絲路沿線國家大都有豐富的資源和能源儲備，如黑金（石油、煤炭）、藍金（天然氣）等，但是這些國家不喜歡“一談生意就是資源、能源”，它們不希望成為“騎士的馬”。

而且絲綢之路的兩端一頭連著繁榮的東亞經濟圈，另一頭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因此，發達國家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成員。

談“一帶一路”不要錯用“橋頭堡”

很多省份定位自己為“一帶一路”的“橋頭堡”（bridgehead），但是橋頭堡、排頭兵、先鋒隊、主力軍等類詞匯是軍事術語，它們的本意是防禦性的，即“說什麽我也不能讓你進來”。這類詞匯翻譯成外文，不具開放性、包容性，並且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不要濫用“過剩產能”一詞

常有媒體提到，“‘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把過剩產品銷售出去”。這個詞匯，讓一些沿線國家聽了會產生反感。你不要的，別人會要嗎？（趙磊·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8, 2015 at 10:02pm

兩地青年領袖探索「一帶一路」

尋訪西安文化根源，參觀中東新興建設

由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西安交通大學主辦的「絲綢之路青年領袖計劃2015-2016」日前在陝西西安啟動。三所高校的50名一年級學生將利用寒暑假走出課堂，沿著絲綢之路探索至中東國家，認識絲綢之路的古今發展，並提升個人的領袖素質。

據了解，此計劃為期一年，緊扣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主題，旨在透過多元化、跨領域、跨地域的領袖培育課題及活動，系統化地提升學生領袖素質、人際關係的培養、地區性學習、接觸國際等層面，從而為香港及國家培育具有前瞻性的新生代領袖。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

據介紹，是次訓練計劃將藉助在絲路沿線多種不同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等當代議題，學習中國與中亞、中東的發展及民族融合過程，開拓三校學生的國際視野，並藉此培養社會責任感、國際視野及時代觸覺，加深學生對中國的認識，勇於創新以解決當前社會問題。

其間，學生們除了課堂知識外，還將參訪多個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基層社區做交流及體驗。同時，到達土耳其及以色列，參訪古代及先進絲路的文化傳承及新建設，學習中東的文化及經濟發展。而為培養全球公民意識，學生們還將參與在吉爾吉斯斯坦的社區服務學習計劃，與當地學生交流，了解更多關於中國與中亞的政策及當地政府的關係。

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此，是次活動第一階段便選擇從西安出發，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根源。其間，學生們將走訪主要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並了解有關文化、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與內地傑出領導人對話，並探索絲路起點文化遺蹟如漢長安城遺址、兵馬俑等；學生們還將分組到不同基層社區做服務體驗，服務流動兒童、智障人士、農村貧困留守兒童及老人等。此外，第一階段18天的旅程中，學生們還將到達寧夏，學習新農業經濟發展及回族文化。

校方冀以實踐育人

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席光教授表示，古絲綢之路創造了沿線的經濟文化繁榮，而今，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已經深入人心，希望一眾同學能夠勇於擔當、拓寬視野，通過實踐培養自己的領袖素質。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理教授則在致辭中表示，領袖首先要具有很好的態度、是非觀念及道德模盤，他希望同學們能有像飛機平地指示器一樣的姿態，正確引領自己。

作為活動贊助商，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企業發展董事李詠茵亦表示，「一帶一路」為中國以至國際社會帶來重大的發展機遇，其規模遍佈中亞、歐洲及中東地區，猶如一列開通全世界的經濟快車，勢不可擋，期望透過贊助可讓青年人了解社會未來發展及「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及世界的影響。香港文匯報訊（27.7.2015 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8, 2015 at 9:08am

中國首次“一帶一路”青年行動在北京舉行

9日，由共青團中央舉辦的2015全國大學生“圓夢中國”暑期社會實踐專項活動在北京舉行，這是全國首次“一帶一路”青年行動。

據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副部長李驥介紹，此次專項實踐以“絲路新世界，青春中國夢”為主題，共收到來自全國25個省(區、市)的114所高校的348支團隊的申請材料，經專家評審，最終有全國100所高校300支團隊近5000名學生入圍，實現了全國高校圍繞統一主題聯合行動、規模化調研的格局。

本次活動還是第一個全國範圍內的網絡眾籌“一帶一路”實踐項目。活動通過新浪微博和59store平臺，利用網絡眾籌方式，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獲得更多關註、更多社會資源的參與和更多社會力量的支持，讓青年人帶動各界力量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此外，活動設計了包含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內的18個主題，並以專家設計方案、專家指導調查、專家帶隊實踐、專家統籌撰寫的方式來強化實踐成果。通過為期兩個月的實踐鍛煉，各團隊將形成綜合不同主題的社會調查報告《2015“一帶一路”青年觀察白皮書》，拍攝反映大學生看到的絲路變化與實踐心路歷程的《絲路·心路》大型紀錄片，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走進絲路社區宣講成果高校巡回展覽。

另據了解，今年下半年，團中央還將聯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成立中國“一帶一路”青年研究行動中心，推動青年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研究、項目研發和行動支持。(記者李江濤，2015年07月09日 16:42　來源：新華網）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7, 2015 at 11:40pm

“一帶一路”戰略引領高等教育國際化

“一帶一路”戰略是進一步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重大戰略構想，也為進一步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提高教育質量提供了重大戰略機遇。如何結合辦學在這一機遇中尋求發展，是當前擺在高校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培養國際化人才

“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層推進，人才是關鍵。當前，急需培養一批精通相關外語、熟悉國際規則、具有國際視野，善於在全球化競爭中把握機遇和爭取主動的國際化人才。因此，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必須堅持人才優先戰略。高等院校要結合自身辦學特色和學科學術資源優勢，突出重點和特色，深度參與“一帶一路”戰略，設立高層次國際化人才計劃，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教育，加快為中資企業培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圍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急需的學科專業開展來華留學生教育。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招生培養規模，造就完備的留學生教育管理制度體系，培養出一批知華友華、學有所成的國際化人才，同時還要培養一大批能夠肩負“一帶一路”建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國際化人才。

構建科技創新平臺

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仍處於開發利用和綜合治理的初期階段，需要相互學習和利用自身科技和產業優勢，通過科技創新破解發展難題，建立集人才培養培訓、產學研合作和資源戰略管理為一體的高水平智庫。高校要堅持學術導向和國家目標，加強與“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家目標高度契合的學科專業基礎建設，努力使學校處於國際學術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沿陣地，積極為破解國家面臨的科學技術創新瓶頸作出應有貢獻。例如，設立國別或區域研究機構，使之成為“一帶一路”科教合作的學術研究交流平臺、產業技術研發平臺和信息共享平臺；出版“一帶一路”專報，為政府決策提供支持。可以組建“絲綢之路大學聯盟”，促進中國與沿線各國教育合作和科技協同創新，建成為中國高校與沿線各國高校之間深度合作的橋梁和紐帶等。
促進文化理解交流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推動事有成。國際教育、人文和學術交流是國家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是我國面向全球傳播中國聲音、匯聚中國精神、宣傳中國道路、凝聚中國力量的重要戰略舉措。開展國際教育與學術交流，促進沿線國家公民之間的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和共同合作，已經成為今後破解人類共同面對的資源、環境、生態等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機制。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絲綢之路高等教育合作論壇”，推進教育外交、論壇外交，吸引全球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學科領域的大學校長、專家學者來華參會，促進大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孔子學院加強人文交流，這些都應當成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大舉措。
國際化的樣本

近年來，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在人才培養方面，註重國別分布和所屬學校均衡發展，調整留學生結構、優化類別層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質、資源、能源、環境、生態等支柱型產業發展需要，依托學校學科資源和人才智力優勢，組建了“絲綢之路學院”，擔負來華留學生教育、培養國際化人才、“一帶一路”國際科技協同創新、絲綢之路國際資源環境論壇、推進絲綢之路大學聯盟等職能。今後還將重點為沿線國家培養地質、土木工程、道路和橋梁等基礎建設工程技術的領軍人才，培養地質資源、環境科學、水科學、資源經濟、生態保護、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拔尖創新人才。成立“地球科學與礦產資源領域國際學生教育中心”，啟動了“全球地質礦產專業人才留學中國計劃”。同時，通過產學研相結合，采取訂單式培養、定向委托培養、項目聯合培養等方式，打造國際學生實習和實踐教學平臺，先後為一批企業提供國際學生畢業生，為國家實施礦產資源“走出去”戰略提供了人才支撐。

同時，在科技創新方面，強化與相關國家政府、產業界的契合度，按照基地、平臺、項目的思路科學構建協同創新平臺，圍繞沿線國家地質、資源、環境問題的深入研究，形成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平臺；圍繞沿線國家地質調查與災害預警水平提升，運用地球化學調查技術、災害監測預警技術、航天航空遙感技術、鉆探技術、海洋勘探與開發等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構建高水平的產業技術研發平臺；圍繞沿線國家地質資源環境產業開發、基礎設施公共管理、礦業信息交流與管理等，構建整體的信息共享平臺。目前，我校與沿線國家15所高校簽署了校際合作協議，成立了俄羅斯中亞地質資源環境研究中心、東南亞地質資源研究基地，開展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地質資源環境科技問題研究項目；牽頭成立了“地球科學國際大學聯盟”；召開了“絲綢之路高等教育與地學研究合作論壇”，成立了“絲綢之路沿線地質資源國際研究中心”等。（來源：光明教育網，王焰新作者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7, 2015 at 11:36pm

瞿振元：“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家教育新使命

“一帶一路”旨在通過經濟政策協調、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以共同利益推動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這一世紀性系統大工程中，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如何擔當起應該擔當的使命，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合作發展，培養出宏大的人才隊伍，適應和引領“一帶一路”建設，並且在這一偉大進程中做強自身，建成高等教育強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持續實踐。

“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重大戰略

“一帶一路”建設是以經濟貿易為主要載體、以互聯互通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贏為基本目的的跨國戰略合作設想，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它東接亞太經濟圈，西進歐洲經濟圈，沿途連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等64個國家，是開放、包容、普惠的經濟合作倡議，不限國別范圍，不是一個實體，不搞封閉機制，有意願的國家和經濟體均可參與進來，共同發展、合作發展。“一帶一路”戰略打破了原來點狀、塊狀的區域發展模式，成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目前總人口約44億人，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

“一帶一路”建設主要包含經濟貿易、區域秩序、人文交流三方面的內涵，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為主要內容。

“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交流合作的和平友誼之路，是戰略性、長期性、高層次、全方位的宏大戰略。它承載著全面開放、統籌發展、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和崇高使命。要實現這一目標的空間范圍廣、時間跨度大、實施周期長，不是一年兩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見成效的，要把眼光放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幾個時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進行思考和把握，確定近中遠期目標和重點，先易后難，分階段分步驟實施推進。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始終保持清醒認識。無動於衷不行，急躁冒進也不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工業國家的一倍，改變了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而“一帶一路”建設必將進一步改變國際經濟政治格局。

為教育對外開放提出新使命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政府近年來反復強調的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念。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在今天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之際，“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和亞投行的組建，都體現了這種情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半遭受過舊殖民統治體系的剝削和壓制，由於歷史與自身情況的制約，很多國家至今無法擺脫貧困、飢餓、動亂的困擾，而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又不得不面對二戰以來依據叢林原則形成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但其發展策略和發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發達國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中發展自己。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和設立亞投行，就是著力於歐亞大陸互利共贏一體化發展和利益共同體及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是兼濟天下的使命擔當。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教育承擔著獨特的使命。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順勢而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學輸出國和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地國。加入WTO以來，我國教育開放承諾水平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已相對較高，有的方面高於一些發達國家，更是高於一批尚未承諾開放本國教育重要參照國。新形勢下教育如何順應新形勢、抓住機遇，承擔好“一帶一路”建設提出的新使命與新要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務是人才培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一帶一路”建設的浩大內容，可以分為3個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礎設施，貿易與投資，能源資源，貨幣金融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工程建設和經濟貿易﹔二是區域性的生態環境保護，海上合作領域，政策的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區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區域性的語言文化、科技人文、衛生和旅游等人文領域的互聯互通，可以理解為人文交流與合作。這些戰略所涵蓋的建設內容，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資本、貨幣、貿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無一不需要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撐。

第一，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宏大的不同領域的工程技術、項目設計與管理等專業人才。據亞洲開發銀行的評估報告顯示，2010～2020年，亞洲各國累計需要投入7.97萬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護，涉及989個交通運輸和88個能源跨境項目。這些項目的建設完成，需要數以十萬乃至百萬計的鐵路、管道、電力、公路、港口與通信等產業的工程建設、設計施工、質量控制與保障、經濟管理人才，要加強工程、政治、經濟、管理等各領域的專家協作。

第二，隨著眾多的企業落地，急需大量通曉當地語言、熟知當地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別是東南亞、南亞、中亞、東北亞乃至西亞國家政治、經濟及風土民情的人才。“一帶一路”沿線有64個國家，還不斷有國家和地區參與進來，而通曉亞洲小語種的人才卻是奇缺的，遭遇“小語種危機”，小語種教學和小語種人才培養任務很重。而且，我國大眾觀念中的外語幾乎就相當於英語，國外就幾乎相當於發達國家，這些觀念與我國日益深入和多元開放的國際化進程很不適應，亟待改變。

第三，區域性經貿往來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國際貿易人才。“一帶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貿易軸心和太平洋貿易軸心之外、新的以亞歐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貿易軸心。目前“一帶一路”國家GDP總量達20萬億美元（約佔全球1/3）。區域國家經濟增長對跨境貿易的依賴程度較高，2000年各國平均外貿依存度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達到34.5%，遠高於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1990～2013年期間，全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7.8%和9.7%，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1%和16.5%﹔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2013年期間，“一帶一路”國家對外貿易、外資淨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預計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國家出口規模佔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亞投行成立后的首個項目即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這就急需大量懂得資本運作、貨幣流通、貿易規則制定、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加強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說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類共通的精神產品。要使得“一帶一路”戰略順利實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會根基。沿線國家普遍國情復雜，宗教信仰、地緣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較復雜，政局動蕩很難預期，地區、階層、宗教派系差異性大，隻有全面了解民間需求與廣泛民意，消除誤解誤判，才能促進合作，隻有沿線國家的學者、企業家、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民眾充分理解歷史文化背景與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實施這一戰略，而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強增進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認同的教育。需要為“一帶一路”政策制定者、傳播者和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官員、企業家、民間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識培訓，才能有效實現“政策溝通”﹔需要培養一批具有較好的國際交往能力，具有較好社會影響力與社會聲譽，能經常往來於各國間的民間人士、文化使者，他們通過NGO志願者、學術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進入到整個社會的肌體中，才能達到民心相通。

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貢獻寶貴智慧。世界歷史發展表明，各個國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經濟、政治地位並非不可改變，世界存在於動態變化之中。亞太國家要想在新一輪的世界格局變化中佔據新的席位，必須順應地區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裡阿諾斯曾說，“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實際上，環境也迫使他們非迅速發展不可，因為他們面臨的不僅僅是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一帶一路”建設正是既承認沿線國家各自發展獨特性，又結成互為中心和源頭的共同發展體系。這種共同的發展體系決定了必須加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第一，要為建設和諧區域治理體系貢獻智慧。“一帶一路”沿線大都為新興國家，隨著新興國家的發展，他們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不斷上升，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狀況依然存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現象十分普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地區沖突與暴力依然存在。這些都是困擾“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治理的難題，也是“一帶一路”建設成共同發展體系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和問題。

第二，要為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智慧。全球氣候變化、能源短缺、水資源危機、森林資源保護、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嚴重污染，重大傳染病防治、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新興國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脹、資源缺乏等問題給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需要共同面對，協調解決。由於現存的國際體系規則或明或暗都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因而完全指望他們來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別是新興國家的利益顯然是不現實的。研究如何在參與全球治理時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利，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應攜起手來，共同研究調整戰略對策，為人類社會和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有所作為，其中中國高等教育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為解決實際應用為導向的現實問題貢獻智慧。“一帶一路”建設中會出現大量需要解決的各種現實問題，從宏觀到微觀，從文化到社會，從政策到工程，從人力資源到技術瓶頸。需要開展區域與沿線各國社會發展研究，國別國情科學研判，經貿與文化交流、國際商務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調查與培養研究。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對“一帶一路”建設未來5年、15年、50年的發展做出科學研判、戰略思考和超前謀劃。加強國家之間、國家部委、相關區域政府、高等學校、產業、行業之間的合作研究，圍繞決策需求，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政策建議。

沿線國家教育合作如何良性推動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不僅要求我們要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要求我國的高等教育對內把脈，找准適合“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契合點和著力點。同時，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體系問診，從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謀劃我國高等教育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戰略布局和行動策略，為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教育的合作與交流，讓沿線國家的人民共享“一帶一路”的建設成果，從而實現合作共贏。這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更是中國高等教育應有的行動。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擴大來華留學教育，培養適需的境外人才。留學生教育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提升國際影響力、拓展教育市場的重要工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重視來華留學教育工作，來華留學教育的規模與質量穩步提升。據《2014年度來華留學調查報告》統計，2014年共有來自203個國家和地區的約37.7萬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我國31個省區市的775所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構中學習。就來華留學生規模而言，已佔全球留學生份額的8%，成為世界第三大留學生輸入國。但在國際教育市場上，與美國、澳大利亞、英國這些最大受益國相比，我國仍處於“逆差”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來華留學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數發達國家，一些高校認為隻有招收歐美學生才能體現教育國際化的水平與實力。但從服務國家“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布局和教育的長遠目標看，我們的教育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造福整個人類社會作出貢獻，就必須在國家戰略的引導下，擴大來華留學規模，優化來華留學結構，繼續積極接受來自發達國家的留學生，重點擴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我國政府獎學金名額要進一步擴大並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傾斜，增量部分主要用於沿線國家的來華留學生，把雪中送炭的工作做實做好。

如何在滿足留學生個體需求的同時，更加著眼於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需求，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也是需要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就不同地區留學生的個體留學服務需求而言，發達國家學生更偏重語言學習﹔欠發達國家學生更傾向於攻讀學位課程，如醫學、工程等。而“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重點“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中所涉及的學科專業在來華留學生教育中有不少尚屬空白。為此，國家要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我國高校吸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的學科專業，集中優勢資源，做強與“一帶一路”重大戰略密切相關的特色學科專業，吸納他們在這些學科專業學習，使他們來華學得好，回國用得上，發揮好作用。

提高來華留學教育質量的關鍵是高校能夠提供質量優、數量足的教育課程。為此，高校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線上線下結合，開發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多種語言教授的課程體系和學位課程，以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優質的教育服務，滿足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需求，打造來華留學生教育品牌課程、品牌專業。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通過教育與產業同步、學校與企業結合，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宏大系統工程，隻有在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確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推進。就人才培養而言，要堅持“分層分類”，既要培養通曉國際規則、承載國家使命的高端人才、青年才俊、未來領袖，同時也要培養一大批適應“一帶一路”基礎項目建設的高素質技能人才﹔要區分“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工作的輕重緩急，“先重后輕”，對那些大通道、大動脈、主航線、重要節點、關鍵環節所急需的技能人才要優先部署，重點培養。要以產教融合實現教育與產業同步發展，支持各類高校與我國高鐵、電信運營等“走出去”的行業企業實行合作辦學。目前，“一帶一路”沿線的中國企業有1萬多家，但企業和高校合作辦學的還不多。同時，還要加大培訓的靈活性，方便選擇。要做到培訓圍著項目走，項目建在哪兒，培訓做到哪兒，緊跟並適度超前“一帶一路”重大基礎性建設項目，在項目建設所在國辦學，把高素質技能人才培養與項目建設密切結合起來。

從人力資源構成上看，目前，沿線國家大多未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2013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5～64歲人數佔比平均為67.5%，其中有21個國家的勞動力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70%以上，勞動力資源極為充裕。而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在全球則位於中下程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沛的勞動力資源、亟待開發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我國高端制造業的雄厚實力和近十年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辦學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務市場。近年來，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在貝寧建立了貝寧國際培訓中心，培養培訓中資企業發展所需的當地員工，帶動企業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為印尼和文萊等東盟國家培訓旅游人才。這些成功的經驗，值得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進一步借鑒和推廣。

總之，“招進來”與“走出去”協同推進，應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人才支撐的基本路徑。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有選擇地在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大學和教育基地。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實施十余年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成績顯著，培養了一批拔尖創新人才，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學科，產生了一批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貢獻了力量。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體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高等工程教育，自2006年開始構建具有國際實質等效、與工程師制度相銜接的工程教育專業認証體系，並於2013年6月申請加入《華盛頓協議》，工程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獲得了國際較好認可。目前，本科層次的工科專業布點數已達15733個，基本覆蓋了當前“一帶一路”建設的所有重大工程項目。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具備了“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大學和教育基地的良好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積累了可資借鑒的經驗。目前，我國高校赴境外辦學已初具規模。經教育部批准的境外辦學有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老撾蘇州大學、雲南財經大學曼谷商學院和北京語言大學東京學院﹔同時，還有90多個項目，涉及14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國家﹔與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和多邊教育交流合作關系，與41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定。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約旦等10多個國家向我國發出境外辦學邀請。可以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適度增加教育投入，有步驟地開發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項目，將創建境外大學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機構作為重點項目予以支持，既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培育人才，也可為我國在世界格局的發展中積累廣泛的人脈，發現培養一批以中青年為主的“知華”“親華”“友華”力量，爭取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擴大國際影響。同時，這也是推動中國教育走向世界的戰略舉措，是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為沿線國家共謀福祉的責任擔當。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要提升自身的國際性，做強中國高等教育。為了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我們要加強薄弱學科專業的建設。比如，要加快培養非通用語種人才。要深入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需求，制定專門的語言發展規劃，增加戰略性外語人才的儲備，加快培育一批既熟悉“一帶一路”國家語言，又了解其國情和文化的高端人才。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方語言有40余種，而我國高校能夠教授的僅有20種。發達國家能夠教授的語言大都達到上百種，但我國進入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的外語語種還不到70種。目前，非通用語種覆蓋范圍不足，語種專業布局不夠合理，關鍵國家和地區的語言人才匱乏的問題已成為制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瓶頸，迫切需要我們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抓實落細。要把我國已有的具有良好基礎的若干所語言類大學和進行非通用語言教學的大學重點建設好，使其成為語言教學的中心、文化研究和國別研究的重要基地，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更多的語言和文化類人才。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倒逼我們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全面審視和提升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我們唯有在專業、課程、教學、實踐及師資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達到國際認同的標准且具備一流水平，培養的學生在學業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的同類型、同層次的學生達到實質性等效，我們的高等教育才能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國際上脫穎而出，才會有吸引力和競爭力。有的學校到境外辦學，更是直接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教育質量的比拼。為此，我們要把全面提高質量作為重點，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性，做強各類高等學校。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需求的倒逼機制，觸動各類高校轉變人才培養模式、調整專業結構、扎實推進教學改革，用國際視野審視我們的人才培養質量。

我們還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加大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決高等教育過度“東高西低”的問題，這既有利於全國高等教育的區域協調發展，又有利於和“一帶一路”建設相銜接。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要加強“一帶一路”國家高校間的合作，攜手應對人類共同問題，如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問題的研究，提升我國參與國際教育治理的能力。

(瞿振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2013～2017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評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章程核准委員會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15年08月13日 來源：光明日報）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2, 2015 at 7:22pm

許小年：中國經濟的三大隱患是什麼？

近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Jeep-中歐戈十回歸日上做了主題為“新起點，創新與互聯網”的演講。以下為演講節選。

要講創新和互聯網，還是要從宏觀經濟談起。為什麼在這時候提創新？因為中國經濟走到了今天，不靠創新已經走不下去了。雖然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GDP全是7%，但電力指標、運輸貨運量的增長率和企業層面等各方面的情況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經濟正在滑入衰退。

為什麼會衰退？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內部積累下的結構性問題到現在已經捂蓋不住了，必須要由某種方式表現出來。在宏觀上，表現為增長速度放慢；在微觀上，就表現為企業經營越來越困難。

實體經濟泡沫的出路是“去產能化”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衰退的原因是過去透支了今天的經濟景氣。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的經濟有個劇烈的下跌，雖然是外部衝擊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脆弱。如果我們能利用當年那個時機，在經濟下跌的過程中忍受痛苦、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換代，就不會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們浪費了那次衰退，浪費了那次極好的調整機會。
　　
到了今天，經濟調整的難度比2008年還要大。當時，一些傳統製造業部門產能已經過剩，產品技術落後，在市場上找不到銷路，急需更新換代。但由於沒有及時採用有針對性的處理方式，讓一些本應更新換代的落後產能和技術沒有及時“大換血”。當經濟中內在的增長動力減弱時，真正需要做的應該是增強經濟的“體質”，從根本上消除導致虛弱的內部結構性弊病，而不是簡單地注射“強心針”。

前兩天，一家民營鋼鐵廠透露，現在全國每年鋼鐵的生產能力大概在11億~12億噸，而消費能力只有6億~7億噸，亦即鋼鐵產能過剩30%~40%。這些過剩產能沒有消除之前，鋼價不會反彈，各家都在產能的壓力下，在市場上低價銷售鋼鐵，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利潤。

一些鋼鐵公司是靠著政府的救濟在活著，其實早就應該倒掉了。否則，那些效益高的鋼鐵公司也沒有辦法正常經營，因為價格被壓得太低。鋼鐵行業是傳統製造業的一個代表，我們曾經用新的產能泡沫去掩蓋舊的產能泡沫，結果致使泡沫越來越大。

資本市場也有泡沫，但泡沫主要是在實體經濟中，表現為過剩產能。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靠投資驅動，當出現過剩產能的時候，企業就不敢投資，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就掉下來了，這是結構性扭曲持續到今天的一個必然結果。出路在哪裡？去產能化。如果不把過剩的產能消除掉，價格起不來，企業經營會很困難，經濟就會長期地在低位運行。

所以去產能化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經濟的去杠杆化所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歐美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是過度借債、杠杆過高，把家庭和金融機構壓垮了，要想恢復經濟，必須把過高的杠杆率降下去。直到2014年，美國的去杠杆化才基本結束。

歐洲經濟為什麼現在還不行，因為它們還沒有認真地展開去杠杆化。有數據表明，歐洲的杠杆率只是稍稍低於2008、2009年，而美國的杠杆率已經回到了歷史的平均水平。這也是歐美兩個經濟體的表現大相徑庭的主要原因所在。

同樣，對於中國來說，我們不僅要去杠杆，還要去產能。實際上這兩者是一回事，實體經濟中的過剩產能對應的是銀行的天量信貸，要不是銀行放出那麼多的貸款，也不會有今天這麼多的過剩產能。所以，實體經濟要去產能，金融行業要去杠杆。

和金融體系與政府體系中的壞賬相比，A股的場外配資簡直就是小菜一碟。A股配資總共有兩、三萬億吧？我們金融體系的貸款餘額是80多萬億，如果壞賬率是10%，那麼也達到了七、八萬億，而且有可能還不止。政府融資平台在這幾年經濟調整的過程中積累的債務，現在官方估計就有20萬億，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大隱患。

儘管社會反響很大，其實A股市場只是中國經濟中的一個小問題，大問題是政府負債、銀行的壞賬和實體經濟中的過剩產能。過剩產能有多嚴重？各個行業不一樣，據說水泥行業的過剩產能是60%以上。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去杠杆和去產能的過程可能會相當長，我們對此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在去產能和去杠杆的過程中，企業的首要任務不是發展多快、要做多大，也不是賺多少錢，而是活著，活下去就好辦。

宏觀形勢嚴峻，是不是我們就不幹了呢？當然不是。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價值才能顯現。我喜歡熊市，不喜歡牛市，為什麼？因為在牛市中，資產的價格都被高估，只有在熊市中，資產的公允價值才能夠在市場上出現，就像巴菲特喜歡熊市一樣。所以不要害怕熊市，也不要害怕經濟的下行和經濟的調整，因為在調整的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商業機會。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談創新，談創業，談互聯網？原因就在這裡。 （ 2015-08-05 中國評論）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12, 2015 at 7:22pm

化解地方財政困難的治本之策

中評社北京8月7日電／今年以來，隨著財政收入增幅放緩，地方財政收支壓力增大，財政運轉困難加劇。特別是一些收入下滑較嚴重的地區，收支矛盾突出，成為困擾地方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人民日報發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陳龍文章表示，財政收入增幅放緩，是經濟增長轉為中高速在財政收入上的表現。儘管收入增幅放緩，但財政保改革、保發展、保穩定的任務依然艱巨。例如，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呈剛性增長態勢；環境修復治理、人口老齡化、城鎮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對財政提出了新的增支要求。此外，醫療、養老保險等改革，其成本需要由財政承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實施“中國製造2025”等，也需要財政支持。以往，地方財政出現收支困難，通常採取增收節支等措施來應對。但在經濟新常態下，僅靠增收節支已很難化解財政困難，僅靠上級支持和援助也無法從體制機制上解決財政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只有深化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加快構建現代財政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和地方經濟運行質量，才能實現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才是治本之策。

文章提出，這要求地方政府轉變思想觀念，克服速度情結，重點抓好以下三方面改革：

改革政府支持發展的方式，提高地方經濟質量和活力。調整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思路和方式，從過去依靠融資平台籌資、財政優惠引資轉為提高地方公共服務質量。財政投入政策主要應發揮導向作用，而不能成為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工具。為此，應創新財政投入方式，激活市鋤制，提高財政支持經濟發展的效果。地方應清理、整合各項財政支持資金，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規劃，明確支持重點和方式。採取包括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政府購買服務、投資基金等在內的多種形式，激發社會資金對基礎設施、環境修復治理、扶貧開發等的投資。同時，地方應立足自身優勢，採取多種方式，培育和涵養財源。

改革收支和債務管理制度，提高地方理財水平。應堅持抓改革、促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通過提高財政管理水平緩解收支壓力。一是提高地方預算管理能力。認真貫徹落實預算法，開展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等工作；提高預算收入的預測能力和編制水平，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加強對項目預算資金支出的管理，細化支出內容和進度編制。二是創新債務管理，減輕地方支出壓力。嚴格執行《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修明渠、堵暗道，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規模控制，並嚴格限定地方政府舉債程序和資金用途。完善政府債務預算編制方法，建立地方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和償債準備金制度。三是盤活地方財政存量資金，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做好一般公共預算結轉結餘資金、政府性基金預算結轉資金、轉移支付結轉結餘資金和部門預算結轉結餘資金的清理工作，規範結轉結餘資金收回程序。

改革財力統籌分配機制，提高地方財政運行效率。一是統籌安排財力，優化支出結構。樹立“過緊日子”的觀念，在大力縮減“三公”經費的同時，確保重點領域特別是民生領域支出，從嚴控制一般性支出，減輕收入下滑的不良影響。二是在省級範圍合理調配財力。考慮稅收特點、征管條件、市縣承受能力等因素，規範地方各級政府間的收入、事權以及支出責任劃分。三是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加強各類預算資金之間的協調、統籌能力。在統一財力、統一分配的基礎上，統一協調預算體系，使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有機銜接，納入統一的“大預算”，以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總量、結構和管理活動。同時，建立一般公共預算與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統籌、劃撥機制。四是維護財權的完整性，矯正財力分配碎片化和分散化問題。改變一些准預算機構掌握大量財政資金分配權的狀況，提高財政資金整體配置效益。（2015-08-07 中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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