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煥然‧“國史”教育，所為何事

為回應小學歷史課本撰述和翻譯的失當，受馬來西亞華文理事會之邀，本地幾位中文學界歷史專業的學術人員正積極於檢討這項歷史教育的偏差問題。

感謝召集人拉曼大學張曉威寄來1970、1980年代遵照當年的新課程綱要與教學指南編纂，教育部課本審查局審定核准發行的小學歷史課本，再看看現今“直接翻譯”自國小的歷史課本，感慨萬千。

在曉威博士送來的1978年由大馬出版供應社出版，K. H. Lau 編著的華小五年級《歷史》課本，其第廿六章“瓜拉雪蘭莪和吉隆坡的歷史”之“吉隆坡的開埠”一節（頁73-74），以大篇幅寫著：“19世紀時，吉隆坡只是一個猿啼虎嘯，密林包圍著的小村，散居著馬來人，當時治安紊亂，武力代替了法律，誰的人馬最多，勢力最強，就是這地方的土王。

自從安邦發現了錫礦，有許多華人前往開採，後來華人越來越多，便漸漸地形成了小村鎮。雪蘭莪發生內戰後，吉隆坡成為雙方爭奪的中心，後來葉亞來（又名葉德來）率領礦工幫助蘇丹女婿東姑古丁平定內亂，被封為第三任華人甲必丹（第一任甲必丹是丘秀，第二任甲必丹是劉光）。

內戰平息後，葉亞來積極進行重建吉隆坡的工作，招募新工，恢復礦場生產，一排一排的亞答屋，從廢墟中重新建立起來，在他的苦心經營之下，吉隆坡的面目全新，又恢復昔日的繁榮。這位大公無私的華人領袖，吉隆坡的開埠功臣，於1885年4月15日，與世長辭了，但他對吉隆坡的功績卻永遠為後人所敬仰。”

重溫這段文字，倍感親切。那是我小學時代的課本。當年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讀的。豈料，1983年小學五年級檢定考試歷史答問吉隆坡開拓者是誰時，竟沒有“葉亞來”（答案是Raja Abdullah）。

華社嘩然，葉亞來至此也就喪失了其在“官方國史”上的地位。即使是現今國民中學的歷史課本（KBSM，中二，2010版），談及吉隆坡發展，雖附有一張葉亞來的照片，文字說明僅有一句：葉亞來是“其中一位”負責發展吉隆坡的人士（Yap ah Loy antara orang yang bertanggungjawab membangunkan Kuala Lumpur）。

歷史教育，所為何事？1940、50年代，曾有一批具有識見的華裔知識分子參與了國家的獨立建設工程。他們積極參與國家建構論述，試圖建立一套既受土著認可，也能讓華人本身足以自豪立基斯土的“國史”論述，並藉以肯定華人對馬來西亞的貢獻及認定華人在這塊土地上的合理性存在及其在“國史”上應有的地位。

當年中文學界的“南洋研究”學者，也在提倡“馬來亞化”，強調南洋史研究應以本地為中心。像陳育崧，他甚至在戰前就已經主張“馬來亞化”，並通過編印本土化教材來推動，開“馬來亞化”教材之先河。

然而，事過境遷，廖文輝《馬新史學八十年》（頁174）指說，自1970、80年代以降，政治環境的抑壓和華社自覺的反撥，本地中文學界漸從“南洋研究”轉向“華人研究”。

這種研究轉向，雖有其內在和外在的因素，但卻因研究範圍縮小，南洋研究時期關注國家歷史的書寫不免被遺棄，甚至是被“丟失”，整體的研究領域無疑有窄化現象。只是側重華人歷史的論述，卻不自覺形成一種只知“族”不知有“國”的局面。

隨著如今小學四年級歷史課本編撰的種種偏差，華社能回應些甚麼？想想當下本地中文學界治本國史者，屈指可數，更是感慨。（收藏自 04.05.2014 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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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ART FOCUSED 藝術聚焦 on November 1, 2014 at 3:08pm: 安煥然‧馬六甲媽祖文化節

10月19日，馬六甲興安會館主辦“馬六甲媽祖文化節”系列活動之媽祖文化講座，有幸受邀去馬六甲，與林源瑞局紳和李雄之同台，談媽祖文化。我此次的講題是《媽祖信仰與海洋文化》。

馬六甲興安天后宮和興安會館執事告知，馬六甲媽祖文化節之倡辦，是因一次扶鸞指示，需於今年閏九月巡境祈福。天后宮執事乃策劃，號召馬六甲古城內五十餘間有安奉媽祖的宮廟集聚，將於閏九月初九（亦即陽曆11月1日）舉辦古城首次的媽祖巡境祈福大遊行。

並於今年的農曆九月初九至閏九月初十期間，舉辦一系列的媽祖文化節活動，包括媽祖升天日祭典、興安會館69周年館慶、雙十節慶家鄉美食義賣會、媽祖文化講座、媽祖電影分享會、詩詞筆會贊頌媽祖、媽祖廟會（提線木偶戲、文化擺攤、風味美食、媽祖講古、弦歌絲竹）、閏九月初九的媽祖巡境祈福大遊行（全程10公里）及閏九月初十的媽祖之光舞劇暨千人平安晚宴。

台灣學者張珣曾就新加坡與台灣兩地的媽祖信仰之差異做比較，認為新加坡媽祖廟仍由各會館支持，保持移民在大陸原鄉的祖籍分類，而台灣媽祖之所以區分北港、新港、大甲媽祖，展現地區效忠或地區認同，那是因為台灣媽祖信仰已經“在地化”的體現。她又指說台灣媽祖廟盛行進香活動，更喜稱源自湄洲媽祖，爭相前往湄洲進香；但新加坡媽祖廟則相對地未如此熱衷於此習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相對於台灣政治上尚未獨立，而新加坡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宗教上也獨立了。

以上“在地化”與否的比較研究，如果是置於與新加坡毗鄰，更早就已“獨立”的馬來西亞，其立論顯然是牽強和唐突的。事實上，新馬兩地的媽祖信仰有其在地化軌跡。除有隸屬血緣性宗祠和隸屬地緣性宗祠的天后宮，亦有不少在地化的區域性天后宮和媽祖廟。

就以馬六甲興安會館為例，它成立於1945年。新會所於1971年建竣時，興安會館接受神廟聯誼會建議，將原附屬於會館內之天后宮正式個別注冊為興安天后宮神廟組織，開放予各籍貫人士進香。1972年設立興安天后宮理事會以來，處理社會福利和弘揚媽祖文化，推廣媽祖扶危救厄的濟世精神。先後移交善款予聖約翰洗腎中心、紅新月會及捐贈貧病者醫藥費援助金及捐助老人院等社會福利。

感謝主辦單位贈送內容扎實的會館紀念特刊。當天，在馬六甲興安會館演講，會場張貼的海報“媽祖慈悲心，歡喜祈福行：馬六甲媽祖文化節”吸引住了我的視線。這張海報是以安奉於馬六甲興安會館正殿的三尊媽祖神像為背景設計，依大小排列，最前一尊據說是創館之初，1940年代從祖籍原鄉湄洲接靈之金身。中間一尊媽祖神像，則是於去年（2013）拜訪台灣大甲鎮瀾宮“取經”遊神經驗時所獲贈。

而後座一尊媽祖神像則是本地所雕。今年閏九月初九，該宮主辦馬六甲古城首次之媽祖巡境祈福大遊行，興安天后宮的這三尊媽祖神像都將一起出巡保境。

就此媽祖信仰，既有其“在地化”，亦保有祖籍地神緣，又有其跨境神緣的交流，我們看到了一個“地方”的複雜性、多元性和包容性。（26.10.2014 星洲日報／邊緣評論‧作者：安煥然‧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