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如何善用媒體、科技與創意,讓每個孩子都愛上學
大規模教學的武器:一個學生,一部電腦
想一想過去的教室,一本教科書可能要由四個學生分享。後來終於有聰明人想到教科書應該是與學生呈一比一數量關係的工具。
我很好奇,一百年前的學校董事會是否曾經辯論過一個三十人的課堂裡,八本教科書夠不夠用?
但在課堂中提供一比一的電腦仍然未能達到每天二十四小時、每週七天的使用量。作為“知識工作者”,學生必須隨時工作與學習,包括下午、黃昏、週末 與暑假。
有些筆記型電腦課程同意學生將電腦帶回家,有的則因擔心被竊或損害而拒絕。
我曾經拜訪過芝加哥北部的“校內環境擬真機會”(VOISE)學院,它 為每位學生配備兩台電腦,一台在學校使用,一台回家用。
而且如果學生家庭無力負擔網路費用,學校將協助支付。學生在校內參加科技輔助的課程,登入網路上的 科學擬真環境,並可在網路上選修“芝加哥公立擬真中學‘提供的課程。
這是我們在對抗文字與數字文盲時所必須部署的”大規模教學武器“。
(Photo Affection: Getting Set Up, Michael J, http://www.zhemproductions.com/)
在所有學生、教師與教育行政者每人都有電腦與網路之前,所有我們教育的期待,不論是消除成就差距、讓所有學生上大學、培育現代化的教師人力等等,都不可能實現。
個別獨有的電腦使用權已是每位學生全面參與自己教育的數位人權。
第一個一比一課程要往前追溯二十年。一九九0年墨爾本的美以美教會女子學院(Methodist Ladies College)為五到十二年級的女生開設一門課程。
有一本書記錄這個故事,書名是《別怕筆記型電腦》(Never Mind the Laptops),作者是布魯斯.強斯東(Bruce Johnstone)。封面上有一張照片,其中的筆記型電腦看起來比部分女生的個頭還大。
在我周遊美國訪談各教育團體時,有件事讓我難以置信。到二0一0年,全美國竟然只有一州讓所有學生配備筆記型電腦(也只有在兩個年級)。
這個州雖然小,但非常勇敢。它是緬因州。緬因州的故事在教育科技圈廣為人知,但在其他州的決策者、老師與家長間仍少有人知。
這個故事要從二000年一個大膽的州長安格斯.金恩(Angus King)說起。他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當選兩任州長。
由於筆記型電腦課程持續引發爭議,許多反對者認為它是科技蠢事,唯有了解一比一政策影響力的真正 領袖才有勇氣將學生的未來押注在這個政策上。
金恩就教於MIT媒體實驗室的帕博,後者堅持每個學生都應該擁有自己的電腦,因為共享科技將會消蝕學習的報 酬。帕博認為:”只有一比一時它才發揮神效。“
有人質疑:”為何給學生筆記型電腦?緬因州如果有這筆錢,為何不用來造橋修路、提供企業稅賦優惠、健保,或其他許多更迫切的施政上?“
我喜歡金恩 給的答案。在冰上曲棍球幾乎就是州運的緬因州,金恩引述冰上曲棍球球員韋恩.葛瑞斯基(Wayne Gretzky)一段訪談內容。
有人問葛瑞斯基:”你既不是場上塊頭最大的,也不是速度最快的,究竟如何成為史上最偉大的冰上曲棍球球員?“
葛瑞斯基答 覆:”大多數球員滑到冰球所在的位置,我則滑到它將前往的位置。“
在伐木等工業衰退的情況下,金恩看到緬因州未來的方向——一個數位化、有科學知識的勞動 人口——並希望將緬因州帶往那裡。
緬因州的「學習科技運動」自二00二年開創,目的在”提供必要的工具與訓練,以確保緬因州的學生成為世界上最精通科技的學生“。
它的一個重要特色 是,號召全州各階層教師與社區的支持。有一個關鍵領導角色是州教育局的貝蒂.曼徹斯特(Bette Manchester)。
她以及其他人,包括緬因州有意義投入學習中心(Maine Center for Meaningful Engaged learning)的麥克.穆爾(Mike Muir),大力提倡對教師訓練與提供支援,以進行新形式的專題式、群體合作、以社群為基礎的教學。
他們深知,握有成功之鑰是教師,不是科技。光是把機器 丟到學校將是一場災難。
於是,美國最大的筆記型電腦配置行動就在二00二至二00三學年展開,將蘋果筆記型電腦配置給所有七年級學生和老師。第二年,這個計畫擴展到七和 八年級全部三萬六千名學生和四千位老師。
二00五年教育理想國的攝影團隊往訪國王中學(King Middle School),拍攝學生前往湖區調查水質及湖中生態。這個田野調查是和緬因州湖泊保育(Maine Lakes Conservancy)組織合作的項目。
在其中一個場景,學生在緬因州湖泊保育組織的小艇上將數位顯微鏡連接上他們的筆記型電腦,觀察他們剛剛採集的湖 水樣本中的微生物。
回到學校後,學生寫了一本有關緬因州野生動物的書。
我們的影片顯示他們向社區居民提出報告的情況。正如校長麥克.麥卡錫(Mike McCarthy)在影片中所言:
”我們全部的目標就是讓所有學生都有高品質的學習,並能產生高品質的結果。有一個孩子說,‘現在再也沒有人自覺是笨蛋 了。’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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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的遊戲
過去十年來,遊戲與擬真是重新設計學習最令人興奮及有生產力的領域之一,也是一個在大多數學校的邊陲地區緩慢發生的創新案例。
著名的遊戲設計家、演說家與作家,經常在教育理想國網站撰寫文章的馬克 .普倫斯基(Marc Prensky)喜歡詢問教育界與企業界的遊戲支持者,是否知道有任何老師在用遊戲。
但他很少聽到這樣的例子。
在電腦運算能力與任天堂的Wii等創意軟、硬體大幅進展之下,過去十年來影音遊戲有爆發性的成長。
據估計,這一行的全球年產值是五百億美元,超過電影工業。遊戲設計家知道,相對於電影票一張十美元(約台幣三百元),如果一個遊戲要價五十美元(約台幣一千五百元),那它就應該帶來五倍以上的娛樂價值。
(Feature PhotoGame by Aleksandr Lapata, https://www.facebook.com/aleklapata)
如果以時間來算,那至少是十個小時的投入與享受,而且大多數遊戲會被玩得更久。
教育遊戲的範疇雖小了許多,但也有同樣的進展。我們已有奧勒岡開拓者(Oregon Trail)和模擬城市(SimCity)這樣的經典遊戲。
在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下,克里斯多福 .戴迪與哈佛教育研究所一個研究與設計團隊製作了“河流市”(River City)。
這是一個多人使用的虛擬環境(MUVE),學生可以在其中創造分身,回到一八七八年一個正逢疫病流行的小鎮,並以文字簡訊或虛擬動作與居民及衛生工作者溝通。
這個虛擬環境有真實的十九世紀末的歷史與地理背景,利用了史密森尼博物館的五十個包括建築和街景在內的數位收藏物件。“河流市”致力於生物學、生態學、流行病學與科學研究的全國性課程內容與評量標準。
學生分組協助河流市調查流行病,蒐集線索以查證疾病究竟來自空氣、水或昆蟲傳染,蒐羅樣本並進行實驗,學習科學方法。他們調查低收入家庭較高發生 率的現象,以及被污染的排放水與沼澤區域中昆蟲的可能角色。
這個專題式學習的高潮是,學生舉辦了一場研討會,分享彼此的發現,並寫了一封信給市長提出建議。
研究團隊的研究顯示,運用河流市互動環境的學生不但在事後的生物考試中成績優於運用紙筆版的學生,也顯示了更大的調查嚴謹度,意謂他們有更深入的學習。
已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珊德拉 .黛 .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也對中年級學生公民與政府教育退步表示關切。
她說:“就是這個時間,六、七、八年級時,學生腦袋裡的燈點亮了,想了解我們的憲法與政府的原則。他們開始好奇並敞開心胸學習。而這個時期他們還不會有高中以後長大的煩惱。”
她注意到電腦遊戲在這個年齡層的流行程度,因此與法律學者、教師及遊戲設計者合作推動“我們的法院”(Our Courts)計畫,製作跟法律、法官及司法制度有關的遊戲。
二00七年,喬治.盧卡斯教育基金會為這個計畫協辦了一場規畫會議,與會者包括了遊戲製作商,例如藝電公司(Electronic Arts)、紅山工作室(Red Hill Studios)與第二人生(Second Life)。
“我們的法院”網站上的遊戲包括“最高決定”(Supreme Decision),學生扮演最高法院的書記官,參與“學生是否有權穿自己最喜歡的樂團T恤到校”的言論自由訴訟案。
還有“辯論戰”(Argument Wars),學生在著名的訴訟案如《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或《吉地安對韋恩萊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中自行選定扮演檢、辯任何一方,進行言詞辯論。
這些創作”嚴肅遊戲”的努力,代表科技鋒面中最有創造力的面向之一。
如同我參與的教育電視系列節目《芝麻街》或Scholastic的《神奇校車》(Magic School Bus)的設計,這些計畫將相關主題的專家、遊戲設計者與教育家結合在一起,所締造的結果有潛力吸引數百萬學生以更專注的態度投入學習。
這些遊戲的架構是讓玩家在心中設定目標,專心並運用不同策略以進入下一關,跟隊友合作並與他組競爭,讓這種學習更享受、更有社交效果。
南加州大學新聞、傳播與電影藝術教授亨利 .簡金斯(Henry Jenkins)曾經評論年輕人這種透過電腦遊戲建立辨識度的新形式:
"對於那些在‘魔獸世界’中成為公會領袖的孩子而言,那經驗就和擔任球隊隊長或校刊編輯一樣不得了。"
陳明德:iPod, iListen, iRead
埃斯孔迪多(加州)與坎比(奧勒岡州)
這項課堂創新來自一位具有創業眼光的教育者的觀察。二00五年,聖地牙哥附近埃斯孔迪多聯合學區科技主任凱西.薛里(Kathy Shirley)前往學區一所學校。
她看到一位女老師正對學生進行流利度評量,那是一整天與學生的個別評量,帶他們到一個獨立的房間聽他們吟誦,並在表上對節奏、正確度與表情評分。
在正職老師進行這項繁瑣的工作時,學校會請一位全天代課老師。
曾獲蘋果公司傑出教師獎的薛里正用iPod錄下自己的工作備忘錄。她靈光一閃:為何這些學生不能在自己方便的時間把吟誦錄在iPod上,然後老師在自己方便的時間聽?
更重要的是,這些學生自己錄、再自己聽,能不能改善他們的技巧呢?由於埃斯孔迪多學區有百分之五十三學生是西班牙語系的英語學習者, 尋求更好的方法更顯迫切。
(Ipadded in Florence by Michael Avory, http://www.mavoryphotography.com/ )
這項觀察啟動一個傑出的計畫:運用獨特的iPod來協助學生錄製、分析並改善吟誦唸讀能力。
因為閱讀是其他一切學科成就的基礎,學校均努力將學生提升到更高層次的閱讀能力,再也沒有其他比這個更重要的工作了。
二00六年埃斯孔迪多開始試辦iRead(I Record Educational Audio Digitally,意思是我錄製數位教育聲音)計畫,共有六個老師以及低成就的學生、內容專家與資訊科技工作人員。
第二年擴大為三十五個老師。今年,超 過一百個幼稚園到八年級教室共使用了一千三百個iPod,且擴大納入所有階層學生。
學生在iPod外接耳機,錄製自己的誦讀練習及老師指導評量。部分機種能顯示文字、圖片與影片。有較大螢幕及應用程式並可上網的iPod Touch,能夠創造更好的多媒體經驗,讓學生下載有聲書與歌曲,可隨字幕及旋律跟著吟誦哼唱。
老師也受訓使用iPod、擴音器、iTunes、 GarageBand等數位工具。學生與老師的錄音上傳至iTunes,老師為學生製作個別播放清單。老師、學生與家長可共同檢視學習成果,創造一個有力 的三方學習循環。
就像薛里形容的,以iPod錄製誦讀提供了立即的回饋,學生可以輕易錄製自己的誦讀練習,並立即聽到。
學生在誦讀時若遭遇困難,要想跳脫出來檢視自己表現是非常困難的。由於太專注在誦讀,他們對自己究竟讀得如何根本毫無概念。
iPod則能讓學生聆聽自己的錄音以獲得回饋,連老師都無法做到。對於學 生而言,iPod有如一面鏡子。
二00八年奧勒岡坎比學區也開始實驗這個計畫。科技主任莫洛克與薛里同獲蘋果公司傑出教師獎。
有九所學校、約五千名學生的坎比學區,目前約有五十個課堂使用不同機型的iPod,計畫並已擴展到高中,學生們聽有聲書,並以攝影機分析自己口頭報告技巧。
陳明德:語言學習中“消失的鏡子”
我修習外國語文時第一次意識到聽自己講話的重要性。SAS軟體公司董事長吉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在北卡州創辦的凱瑞學院(Cary Academy)是一所充分運用科技的私立學校,也是最早教授中文的學校。
我去拜訪時問一位女老師用什麼教科書,她說不用教科書,只有自己的講義。
她將自己吟誦講義的聲音錄製起來,上傳到學校的伺服器,以便學生任何時間都能下載聽取。
她也要求學生錄製自己吟誦的聲音,以便她和學生一起聽取並分析。
正如舞者在鏡中觀看自己的舞姿,或足球員觀看關鍵比賽錄影以分解自己的表現,學生聽取自己吟誦並與老師的比較,將能善加運用語文學習中“消失的鏡子”。
為使學生能分析自己的讀音,他們必須能夠抓到、錄製自己的讀音,並一再重複播放。這就是科技擅長的。對我們運用音樂方式帶來革命的小小裝置,竟然也為我們國家所面臨的識字力危機提供解決方案,實在令人驚異嘆服。
陳明德: 緬因州教育局長蘇珊.簡德倫(Susan Gendron)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總結這些成果:
整體而言,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證明,如果教師獲得全面的專業成長機會,筆記型電腦將會改善中學生的作文、數學與科學能力。
我們最大的建樹在課堂內, 透過科技的整合與豐富的數位資源,明顯改變老師的行為。
我們做過一項研究,以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開發的二十一世紀技能測量工具,比較我們的學生和其他州的高三與大一新生。
結果我們的學生和他們一樣好,有些更好過他們。
在教育理想國採訪有創意的學校與課程計畫的過程中,我們目睹了一個現象:典型的公立學校學生可以表現得比目前標準高出三級。
在更早的哈林 (Harlem,譯註:紐約市的一個區)筆記型電腦計畫中,透過與紐約市立學院的合作,八年級的拉丁裔女生在研究室中研究臭氧層減少對珊瑚礁生態中微生物的影響。
(人類請注意:珊瑚礁消失後,我們也跟著消失。)
她們獲得適當的環境,得以學習到遠超過一般中學生所知的東西。緬因州的一比一計畫也提供相同的證據。
(Photo Affection: Coral Reef by Roberto Arone, http://500px.com/RobertoA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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