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官修誌書風俗門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歲時禮儀等風俗習慣外，還有以下特色：一是風俗門所列氣候、風信、潮汐、占驗等項，乃因關乎農業社會的人倫生息、生產作業以及政事運作；二是所記「番俗」篇幅多寡與特定時期開發、漢化成反比；三是分列漢人、原住民直接牽連大一統帝國進行有效統治的需要。

認為風俗門類論述的焦點，反映主事官員對於臺灣移墾社會的認知，事關國家政策的施行，隱約之間流露出文化優越感的色彩。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風俗升降/與政權推移的詮釋架構；漢番分野/習俗美惡的價值判斷；移風易俗/化番為民的整治意圖⑦。

地方誌中的風俗誌反映的社會內容非常豐富，就以自己的研究為例。我通過地方誌風俗誌等資料研究過明清時期的溺嬰現象⑧。方誌的編纂者往往把溺嬰看作移風易俗的對象而加以記載，為我們保留了溺嬰的資料。人生禮俗方面，我利用方誌風俗誌研究了火葬問題⑨，火葬是作為不良葬俗記載的，是移風易俗的對象。風俗誌還留下了士農工商的資料⑩，嘉《江陰縣誌》卷 7《風俗》就有專門記載。

⑥ 岸本美绪《风俗和时代观》

⑦ 洪健荣《清修台湾方志“风俗”门类的理论基础及论述取向》，《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2 期，台北2000。

⑧ 常建华《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4 卷，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常建华《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等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⑨ 常建华《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 年第 1 期。

⑩ 常建华《明清时期的等级结构》，载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八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歲時節日是風俗誌的主要部分，我利用地方誌論述了明清時期的歲時節日①。風俗誌祭禮部分可研究祖先祭祀、祠堂家廟；節序中的元旦、寒食與清明、冬至等節日的記載中也有相關的資料。風俗誌祭祀問題的記載，不僅是我們了解了祭祖禮俗，而且是研究宗族制度的重要資料②。

事實上，我們從風俗的不同側面，還可挖掘出更多隱含的歷史，如從節日習俗看到女性的活動③。從歲時節日發現民眾心態及其變遷④。僅僅是自己的研究，風俗誌就提供了如此眾多問題的研究素材，真可謂是社會資料的寶藏，因此可以說，風俗誌就是社會誌。

其次討論建置誌。何炳棣研究中國會館，涉略三千餘種地方誌，從地方誌壇廟寺觀類中搜集會館資料，寫成名著⑤。

明清特別是清代慈善事業的善堂善會得到長足發展，地方誌尤其是江南的地方誌也有不少記載。一般來說，記載善堂善會的門類或屬於建置，如乾隆《杞縣誌》、嘉慶《松江府誌》、同治《萍鄉縣誌》、同治《番禺縣誌》；或屬於恤政，如乾隆《東平州誌》、乾隆《延平府誌》光緒《畿輔通誌》；或屬於公廨（嘉慶《臺灣府誌》）、公所（同治《平江縣誌》）、公署（乾隆《淄川縣誌》）、公局（同治《太湖縣誌》）、義局（乾隆《蘇州府誌》）、善舉（光緒《常熟昭文合誌稿》）等。

在人物以及雜記中也會有關於善人行善的記載，涉及善堂善會。臺北學者梁其姿利用 2600 多種地方誌，統計清代的慈善組織，有 973 個育嬰堂、399 個普濟堂、216 個清節堂，以施棺為主的善堂善會 338 個，其他難以分類的 743 個。

她指出：「方誌資料絕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史料，因此內容傾向『正統』史料，如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制度史，在人物方面，則著重歷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會有名望的地方精英等……地方誌雖不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框架，但是其中還是包涵了仔細的及較全面的地方史資料，清代部分即主要來自方誌。其中尤以江南方誌史料價值最高；舉凡善堂的創辦時間、經過、負責的人、規章等，江南方誌多有詳細的記載。無論在資料的的準確性、豐富性而言，江南方誌比其他地區方誌的水準要高，這也是本書的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賴這些資料的主要原因。

但是至於善堂的日常運作記錄，如乳婦哺育嬰孩的問題、衛生醫藥問題、領養的情形等等，方誌就隻字不提。要到清後期的個別善堂才有這方面的資料……」⑥。這是經驗之談，梁其姿利用方誌中簡單記載，集腋成裘，完成了一項出色的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