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589年(戰國到南北朝)，共約10個半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這一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戰國初年(前475年)到漢代末年(公元220年)；第二階段從三國(公元220年)到南北朝末年(公元589年)。前一階段農業生產大體是直線上升；後一階段則是迂回上升的。

從戰國到兩漢，由於鐵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和牛耕的推廣，使戰國的平均畝產，從春秋以前的一石上升到一石半。新興封建主的佃耕制，終於取代了奴隸社會的井田制。

在農業發達的基礎上，帶動了各業興旺。當時的陂塘養殖業已出現年產12萬斤塘魚的養殖戶(圖4)。畜牧業也很發達。據司馬遷記載：當時一戶養馬五六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豬或羊二百五六十頭的畜牧大戶比比皆是。其他各行各業，也都出現了富比王侯的經營者，如煮鹽起家的猗頓，世代開采水銀起家的巴寡婦清，冶鐵起家的郭縱、卓氏、程鄭、孔氏、曹邴〔bǐng丙〕等等。

隨著生產的發達，貿易也興盛起來，出現了無數長途販運商人，他們擁有運貨的馬車或牛車數以百計，轉運於郡國之間。

漢代中原地區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了發展，除了封建國家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以外，隨著地主莊園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小規模的人工水塘與一定面積的田園配套的莊園(出土許多漢代水田池塘模型，就是這種莊園經濟的反映)，都使農業生產力有所提高，有的地方曾達到畝產10斛(石)。

漢代的糧食作物，僅就漢墓出土所見的，除了夏、商、周已具有的品種以外，還有蕎麥、青稞、糜子、高粱和多種豆類等等。

漢代畜牧業也有很大發展，司馬遷描寫漢族地區畜養牛羊一二百頭的農家大量湧現，是地主莊園經濟副業興旺的表現。一直到東漢，這些莊園地帶，都仍是“草樹殷阜，牛羊彌望”(見《晉書·食貨誌》)。漢代出土大量家畜家禽陶塑，也反映了農業區副業的興盛。在專業放牧的河湟地區，則是“牛馬銜尾，群羊塞道”(見《後漢書·西羌傳》)。當時的蒙古高原和川滇西部地區，畜牧業的繁盛，都和河湟地帶差不多。

關於蔬菜和水果的生產情況，從戰國到漢代，華北地區的品種與夏、商、周時差不多，大體已趨於穩定。全國統一以後，嶺南和天山南北的蔬菜和瓜果，則大大豐富了中國的飲食內容。南方漢墓出土的蔬菜和水果，僅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和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就出土有芋頭、小豆、菱角、葫蘆、黃瓜、棗子、香橙、桔子、柿子、梨子、梅子、楊梅、李子、橄欖、烏欖、仁面、木瓜、西瓜等；調味品則有花椒、桂皮、香茅草、高良姜等。華東的漢墓還出土菠菜和蕹〔wēng甕〕菜種籽。

近年在成都鳳凰山一座漢墓中，出土番茄種籽，過去都認為番茄是從外國傳入，所以在“茄”字之前加個“番”字，成都漢墓的番茄種籽，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經過培植，還能萌芽茁株，證明確是番茄，四川西部許多地方都有野生番茄，可見番茄是中國的原生漿果。嶺南地區的荔枝、龍眼、香蕉、柑橘、柚子、甘蔗、椰子等，在漢代已聞名全國。漢武帝破南粵趙氏政權後，曾在長安建“扶荔宮”，嘗試大量移植嶺南的奇花異木，其中果樹就有荔枝、龍眼、柑橘、檳榔、橄欖等多種。

雖然由於氣候和水土不宜，移植未能成功。從此嶺南佳果，歷代都成了特種貢品，《後漢書·和帝紀》記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裏一置(驛)，五裏一侯，奔騰阻險，死者繼路。”三國時，交趾太守士燮每年向孫權進貢的嶺南珍品都用數百匹馬來馱運，其中有香蕉、椰子、龍眼等等(見《吳書·士燮傳》)。

天山南北出產的西瓜、葡萄、石榴、蒲桃、苜蓿(苜蓿是優良飼料，它的嫩尖可入菜，可與豆苗比美)等，亦於此時傳入內地。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他首先從大宛帶回葡萄和苜蓿。漢武帝為了阻斷匈奴的干擾，保證蔥嶺以西的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曾與烏孫和親結盟，那段時間，漢朝與烏孫每年都有十數批使者往來。東漢時又派班超長期武裝護路，使絲綢之路商旅往來，絡繹不絕，蔥嶺以西的土特產，如胡荽〔sūi雖〕(芫茜)、紫蔥(洋蔥)等陸續傳入，逐漸在全國繁殖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