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麟·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8)

參、懸擱詞與物關連的白色空間:文學布置中的重複與差異

一、文學倫理型我是我不思考之物與我思考我不是之物

對傅柯而言,存有似乎就等同摺曲。被傅柯以一種特異折返形式(自我再現)所定義的文學存有,似乎總是秘密關連到某種倍增或雙重性的實驗。然而雙重性並不意味相同或相似者的內在加乘,也絕不是同一性的外在引入 21,相反的,透過語言表面的曲折運動,書寫對傅柯而言成為差異化作用 (différenciation) 發生的場域,也是贖回自由的具體可能。作為一種特異性實踐,書寫一方面強勢迫出一整個稀有的虛擬空間(越界語言的纖薄表面)22,使得各種異質的曲折作用遽烈地在此發作;另一方面,這種語言實踐本身標誌了一門怪異的存有論,其連結到總是由空無、去作品、無主體的解疆域化狀態。這是一個由另類 (autre) 所定義的語言存有,由他者 (autrui) 所理解的書寫主體,以及由作品缺席所証成的作品。或許在這個觀點下,「我是我所不思考之物而我思考我所不是之物」有其極明確的意義,且與笛卡兒的我思大異其趣。因為傅柯版的我思並不與我在構成一種同一性,我在也不由無指向性的空洞我思所確立,相反的,傅柯的版本說: 我在,因為我是我不思考之物,而我思,僅因為我思考我不是之物 23

「我思」或「我在」透過一種怪異而曲折的辯証獲得,似乎其中之一僅是另一的幽微鏡像,是「所是」經過思考的強勢越界實踐所汲取的「不再所是」,或反之,「所思」被存有的複雜摺曲習練所成就的「不再所思」。這並不太是笛卡兒著名命題的簡單否定或對立,而比較是對此線性命題的幽微凹折與隱晦彎曲。

我思在此不再清楚而區辨(clair et distinct),反而因自我摺曲達到某種隱晦 (obscure) 但不失區辨的效果;這也不太是對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最後揭諸三大問題的天真反叛,而是將康德的開放命題折返回自身,企圖透過一種狡獪的實踐,在「我思」的我(思考的我)與「我在」的我(我思想中的我)之間構建複雜的鏡像關係,我是我不思之鏡像,我思倍增於我不在之處,思(思想)與在(存有)構成一組複雜的雙螺旋鏈結,相互倍增且交錯廻映 24

毫無疑問地,「我」在此實踐中同時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既是經驗又是超驗(《詞與物》中提出的「經驗-超驗對偶」, 我們將另文分析),但是對傅柯而言,這個由「我」的怪異雙重性所說明的自我再現,不僅橫跨在「詞」(作為思想的我)與「物」(作為存有的我)之間,甚至不僅是以「與」(et) 或「兩者之間」(entre-deux) 作為其實際的存有模式,而且由一種不可能的界限跨越所嚴格限定: 自我折返(自我再現或為己重複)實現了一種由「與」所說明的「間」(entre) 存在,其既非純粹的思想亦非純粹的存有,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隱晦、曲折的之字運動 (zigzag),是可以由德勒茲的「既是…也是」(et...et...),或也可以由德希達的「既不…也不…」(ni...ni...) 說明的雙重性;而且更進一步地,由「與」所致使溝通的兩邊並非同質也非同一,思想與存有在傅柯的命題中取得一種勉強可稱為「互為域外」(inter-dehors) 或「交互解疆域化」(inter-déterritorialisation) 的強勢差異關係:我是我不思與我思我不是,而且因此實現了一種弔詭而怪異的存有與思想同一,一種以反式考古學與內在性系譜學所改寫的帕門尼德斯箴言。


21 「不要問我我是誰且不要要我保持相同:這是公民身份的道義,它支配我們的証件。但願它任由我們自由,當涉及書寫之時。」(Foucault, 1969 : 28)

22 「這種中介空間、如同在鏡子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虛擬空間,且正是這個擬像空間,給予普魯斯特作品它的真實積體。」(Foucault, 1964 : 7)

23 「不,不,我不在那您指我之處,而在這裡笑著凝視著您。」(Foucault, 1969 : 28)

24 關於傅柯這種「我在我不在之處」或「我不在我在之處」所能給予的分析,請參考楊凱麟,〈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二、光線裝置: 可視的不可視性鏡子,不可視的可視性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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