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傅柯而言，這個由內在性摺曲所構成的純粹空無空間，最早可上溯到塞萬堤斯的《唐吉訶德》，其作為文學的歷史門檻就如薩德作品般，「是現代文學作品的第一部，在此看到了符號與譬喻的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因為語言斷開了它與事物的古老親緣性，以進入這種孤獨的無上權力 (souveraineté)，僅自此它，以其晦澀的存有，重現成為文學[…]」(1966 : 62)

再次的，如果《唐吉訶德》對傅柯而言是最強勢表達下的文學作品首部曲，僅因為書寫不是為了鑄造「世界的散文」，而是存有論地投身於「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中。《唐吉訶德》一方面立足於游俠小說，自始便已不是世界的再現，另一方面，其也遠非游俠小說的再現，而僅是其擬像， 其差異，某種對於「非世界再現」的非－再現。

換言之，此書所重複的，不是游俠小說的內容，而是此文類的原初存有模式，其總是以加乘、倍增、鏡像或襯裡的方式書寫，游俠小說的非現實性被塞萬堤斯雙重惡化於其諧擬與幽默的複本中，構成了傅柯意義下、具存有論強度的「虛構」，或具有文學本義的擬像。

由《唐吉訶德》所說明的虛構成為一種因「非再現」的倍增所給予的複式書寫。在此，藉由多重的非再現操作，詞與物已不再相像，書寫似乎僅為了以一種差異方式重複書寫自身，用傅柯的話來說，亦即「塞萬堤斯的文本自我再摺曲於自身，深陷於它本身的厚度且為了自身成為它本身敘述的客體。」(1966 : 62)


確切地說，唐吉訶德的真正文學歷險並不在於書中種種匪夷所思的顛狂作為，而在於書寫本身所能給予「自我摺曲於自身」的文字特效，以及因此特效所堆疊的虛構厚度。這是一種「圖書館作業」，是飽讀一切文本後對既成宇宙的重力彎折，是深度閱讀者反施諸文本的御宅族書寫。

不該將這種圖書館書寫混淆於博學者旁徵博引句句用典的吊書袋，因為吊書袋者並不意圖對既有文本從事必要的曲扭或轉向，反而是為了同一於它。相反的，塞萬堤斯召喚的是一種「同一與差異無止境戲耍的殘酷理性」，同一得以成立的條件僅在於其援引必要的差異，反之亦然。

因此究極而言，唐吉訶德得以成為一個指向文學書寫的概念性人物，或者不如說，如果唐吉訶德是虛構的，僅因為他只誕生於由字詞的特效所給予的書本空間中，這是一個透過對既有文本強勢摺曲所迫出的空洞空間，一個由複寫既有書籍所層疊建構的圖書館宇宙。傅柯因此指出：「唐吉訶德的真理，其不在於詞彙與世界的關係，而在於詞語記號由自我到自我所織構的這種纖薄與恒常關連。」(1966 : 62)

無疑地，對傅柯而言從不存在一種素樸與自然狀態下的詞與物關連，因為一切的關連都已銘刻了某種知識型(épistémè)，然而文學布置更進一步地操弄此關連，其似乎使詞彙更自我蜷縮、摺曲於詞與詞之間。文學成為一種詞彙「由自我到自我的織構」，一個由詞彙自身相互映射的多重鏡像，一個純粹發生在語言平面上的萊布尼茲式單子宇宙，在此每一個字詞都是對所有字詞整體的獨特觀點與鏡像，而作為外部性的事物則不太是其關注的對象。

31 對此，傅柯舉的例子是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追憶逝水年華》於普魯斯特的實際生命（世俗生命）懸置、中斷、閉鎖於自身後，才啟動與開啟其特有的空間。然而，不僅普魯斯特的實際生命從未被述說於作品中，這個中斷他世俗生命的作品也從未被真正給出，因為在《追憶》一書中所述說的，是一位作家如何開始寫一部應該開始於書的最後一行但實際上從未真正給出的作品。換言之，作品從未在書中被給予，普魯斯特實際上的作品（《追憶逝水年華》）只是關於要寫一部作品，要從事文學書寫的計畫，他的真實作品停駐在文學的門檻上，成為一種姿態，一個關於「好像真的要好好寫一部文學作品」的文學擬像。傅柯因此說：「這種中介空間、如同在鏡子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虛擬空間，且正是這個擬像空間，給予普魯斯特作品它的真實積體。」(1964 : 6)

32 「實在性僅歸功於語言且其完全停駐於詞彙內部。」(Foucault, 1966 :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