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藝術自律性能夠承載人之自由的話，那麽在具體的實現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藝術與現實的關係；二是藝術形式。作為法蘭克福學派藝術自律思想的兩大核心問題，“藝術與現實”指涉的仍是藝術自律性命題的外部關係；而藝術形式則是藝術自律性本身的自我關聯，甚至可以說，藝術形式與藝術自律性本就是一個問題，在多個層面上兩者都可以實現話語轉換，這一轉換的根本意義在於賦予形式以革命性力量，更好地實現社會批判和承載人之自由追求的社會性價值。雖然“藝術與現實”問題是藝術與外部的關係，但是它並不外在於藝術，用阿多諾的話來說，藝術與社會的聚合是實質性的，仍是藝術本身的問題，也是藝術自律思想要解決的問題。

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的藝術自律思想既出乎藝術之外，又是入乎藝術之中的。所謂“出乎藝術之外”是指他們從壓抑的社會現實所導致的人的不自由出發，用藝術自律性印證著人的自由；“入乎藝術之中”則是指他們把藝術自律性與藝術形式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藝術自律性與藝術形式凝結成為一個問題，在闡揚形式專制、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中，藝術自律得以完滿實現，藝術在形式鋪就的光明大道中抵達“自由王國，“必須為出乎其外而人乎其內”。②可以說，藝術自律問題的悖論在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美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他們認為實現社會批判的他律性目的必須內化於形式專制的藝術自律性中方能更好地實現；另一方面，他們又把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看作是藝術自律性的異質契機(heterogeneous moment)，這一異質性因素在否定藝術自律性的同時也成就了藝術的自律性。所有這些，都充分表明了藝術自律性作為一個美學命題的複雜性。

②Theodor W．Adomo，AestheticTheory，Routledge&KeganPaul，1984，P．368．

此外，審美與藝術的問題並非“包含與被包含”的單向關系，而是有交集更有悖反的多元存在。特別是在當代藝術社會學那裏，藝術存在的根由不再是美，而是體制規約與權力博弈的產物，也正是在“藝術不美”的偏頗之下，對審美自律這一批評話語的呼籲在當代變得愈為強烈。藝術自律的社會學視角是最具後現代意味的理論生長，文化權力、藝術體制等問題在確保藝術合法性的同時也顯現出諸多非審美質素，占據審美傳統話語權的“趣味”也成為社會性區隔的表征，表現出對審美自律的反叛姿態。

從社會學的視角考察藝術自律性問題，與其他維度有很大不同。無論是心理學、形式論，還是價值論，都是康德審美自律思想的邏輯拓展，仍然是以主體性和審美性(或藝術性)為基礎的藝術理論架構；而社會學維度則不同，雖然馬克斯·韋伯和哈貝馬斯仍然延續康德哲學的“知、情、意”價值區隔的思路，但是他們的著眼點是社會發展的合理化進程而不是藝術本身，至於布爾迪厄的文學場理論和迪基等人的藝術界思想，更是把審美之外的因素在藝術活動中的影響甚至決定作用作為理論考察的重心。

他們的理論考察有著藝術史實踐的強大依托，與當代藝術發展趨向關聯緊密。當以審美性為本位的傳統美學理論在後現代藝術事實面前變得無所適從時，這些當代藝術社會學理論恰逢其時地出現了。這些嶄新的藝術闡釋視角一方面顛覆了審美經驗和形式本體的美學傳統，另一方面也充分體認了當代藝術存在的複雜生態，為後現代藝術現象的多重變體提供了較強的理論闡釋力。這些看似與藝術本身無關的外部因素卻與藝術的命運休戚相關，這無疑是藝術研究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