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天問》。五帝三代宗教王官時代，各民族史詩只敘其本民族的歷史，且嚴格限定在本族內世代相傳。而《天問》所敘，除在篇末敘楚本族歷史外，主體部分則以大量篇幅敘虞、夏、商、周及吳、秦歷史，這在文化史上是一種新現象。這一新現象在楚國出現，在屈原筆下出現，決不是偶然的。戰國時代，王官史詩賴以生存的血緣管理結構早已散體，原來主持宗教祭祀並吟唱史詩的周王室祭司及各諸侯國祭司都開始離開其本族國而四處奔命，各族史詩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神聖性而流散各地，從而出現了各族國精英文化廣泛交流與融合的新局面。這樣，時代條件成就了《天問》能夠綜合虞、夏、商、周、吳、秦、楚等族史詩而融為一體，從而使《天問》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千古奇篇鴻文。

《天問》這一綜合性特點，表明了其已不具備王官時代在宗教祭祀典禮上本氏族成員在祭司主持下集體吟唱的宗教禮儀性條件。因此，《天問》不是楚國王官史詩，而只是五帝三代部分族國的王官史詩的綜合保存。當然，王官史詩之代神喻示、公正評判、揚善懲惡的精神傳統，在《天問》裡還是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考察《天問》敘史，往往從正反兩面立論，列舉堯、舜、禹、湯、文、武等明君，因敬神修德，重賢才，愛百姓，而國運昌盛；又列舉夏桀、商紂等昏君，因亂政而喪國，可謂是正反兩判，是非分明。

又如《離騷》，開首交待自己與楚王同姓共祖，表明屈原幫助楚王振興楚國是宗族血緣之使命，又敘自己於庚寅日從天而降，是神巫祭司身份，再敘自己餐清露，服香草，申述自己內美外修的品德特征。這一切實際是要交待詩中的主人公將以史詩代神喻示、公正評判的面目出現。下文對「三後純粹」、「堯舜耿介」、「禹、湯、文、武舉賢授能」的贊揚和對「啟、羿自縱』、「桀、紂猖狼」的批評，都是史詩精神的體現。

《離騷》在向重華陳述忠情後，便開始飛騰天同，可是「帝閽」守門不開，「春宮」美女變節，說明楚國的黑暗現實確已「不足為美政」了。於是有了飛離楚國的設想，而飛離的過程依然是借助巫風，先求靈氛佔卜，再請巫咸降神，然後「駕飛龍」，「指西海」，浩浩蕩蕩之際，「忽臨睨夫舊鄉」。最終演出了以身殉國的千古悲劇。總之，詩人在兩次神游中，駕飛龍，令羲和，使望舒，命飛廉，驅鳳鳥，等等，都是通過巫術咒語，驅使喝令使之為主人公所用。這是原始巫術的靈活運用，是小傳統文化。而相信天庭與春宮等神界有神靈的存在，因而奔告求助，則又是宗教史詩基本原理的巧用，是大傳統文化。屈原創造性地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以服務於自己的心路歷程，構成了《離騷》獨有的波瀾起伏的浪漫情節，充分表現了詩人忠君愛國、公正評判、矢志不渝的史詩精神。

（原題：詩的源起及其早期發展變化——兼論中國古代巫術與宗教有關問題；作者江林昌；單位：煙台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