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生產主體的開拓。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一系列積極的文化政策與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的支持下，文化產業機構在全國範圍內以舉國計劃的形式激增，相關情況前文已經有了表述，此處不再贅述。

二是大量藝術家、文化經營者等從業主體的激增。以圖書發行業為例，在1949 年，全國從事圖書發行的機構不過170 餘家，總人數不到20000 人，當中還包括新華書店系統的8100 餘人，到了1978 年，因為“文革”的破壞，全國新華書店總職工人數有所減少，但也接近30000 [18]。

而以各級文聯、作協為主體的協會、以北京電影制片廠、中央交響樂團、北方昆劇院為代表的各院團、機構吸納、培養、支持、聘用各類作家、曲藝家、歌唱家、作曲家、演員、畫家等文化產業專兼職從業人員共有五十余萬人 [19]，這個數量是相當龐大的。

第五是業態的開拓。文化產業從發生到發展，是從單一業態向多元、復合業態發展的全過程。這既是人類科技發展使然，也由文化與科技融合的程度所決定，古今中外，無一例外。在1949 年之前，中國文化業態僅有廣播、音樂、戲劇、出版、電影、風尚與廣告等幾種 [20]，復合業態基本上沒有出現，當然這與當時中國的科技及經濟水平不無關系。及至1978 年，中國文化業態基本上形成了廣播影視、報刊出版、展覽
遊園、風尚廣告等多元並進的局面，而且業態與業態之間相互形成了交集，譬如與電影同步發行的劇照連環畫《護士日記》( 1957) 銷售十萬余本，以《紅巖》( 1961) 為代表的暢銷書累計銷量過千萬，而根據小說改編的歌劇《江姐》( 1964) 則在當時中國產生了轟動性的反響，上述這些都是現代文化產業史上的奇觀。

再以廣播廣告為例，1949 年之前，中國有廣播廣告，但影響極其有限，主要是上海、漢口等地的私營電臺與南京公營電臺的部分頻道; 1949 年之後，各級政府陸續接管了一些民營電臺並興辦了國營電臺，開始增設“廣告臺”， 1952 年在天津召開“華北五省二市廣告臺會議”，並頒布了相關管理條例  [21]，但當時廣播廣告仍談不上特別普及， 1956 年，劉少奇同誌視察中央廣播事業局時，指示“人民是喜歡廣告的……我
看有些城市電臺可以播廣告。”  [22]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間，中國文化業態的發展可以說獲得了質變的拓新。

其次，新中國文化產業在奠基期完成了新制度與新導向的確立。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由國家經營管理、全民享有的社會主義文化產業制度逐漸形成，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下文簡稱《講話》) 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被一一明確，確立了中國文化產業的新導向。

上述數據由筆者自《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全國民國檔案通覽》《中國經濟年鑒》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等文獻整理而來。

上述數據綜合來自於青海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主編的《青海百科全書》( 北京: 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 年) 與西寧市文化局文化誌編寫辦公室主編的《西寧文化史料選輯·第2 輯》( 內部出版，1987 年) 。

上述數據綜合來自於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資源》編輯委員會主編的《經濟資源》( 內部出版，1999 年) 、內蒙古財政科學研究所主編:《內蒙古自治區旗縣財政經濟統計分析資料( 1978－1988) 》( 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 年) 等文獻。

關於1949 年時中國文盲的數量，向來眾說紛紜。齊米亞寧致蘇共中央的報告認為達到90%( 見於沈志華主編: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8 卷( 1958. 4－1959. 10) 》，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2015 年版，第401 頁)

而高書國認為“文盲與半文盲超過80%”( 見於高書國，楊曉明主編:《中國人口文化素質報告: 從戰略追趕到局部跨越》，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98 頁) ，教育部黨組在《關於進一步開展農村掃除文盲和業余教育工作的請示報告》( 1959 年11 月2 日) 中稱“青壯年文盲在解放初期在80%以上”( 見於國家教育委員會成人教育司編: 《掃除文盲文獻匯編( 1949－1996) 》，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96 頁) ，而如果包括老弱病殘與婦女，則比例更高。因此本論認為，1949 年在全國範圍內文盲數量超過80%是合理的，符合各方面統計的結果。

譬如當時對於廣播廣告的播出有著嚴格的證明出具制度。如私營企業，需要同業公會證明; 如國營企業則需要行政主管部門證明; 醫藥廣告由衛生局證明; 戲劇電影廣告由文化局證明; 車船廣告由公用局或港務局證明。

另外，對於廣告內容也有規定與約束，如不得已政治題材做商業宣傳以及不得妨礙行政、交通、消防、市容等等，要求“凡工廠、商店推銷商品之廣告宣傳，必須以品質、效能、使用方法做純正之介紹，不得虛偽誇大。”( 見於《建國以來廣告業發展概況》，載於中國廣告年鑒編輯部編:《中國廣告年鑒》，北京: 新華出版社，1988 年版，第9 頁) 。

[18] 鄭士德:《新華書店五十春秋》，北京: 新華書店總店，1987 年版，第32、39－40 頁。

[19] 這是基於對當時各類文化機構( 含文工團) 編制內總人數與包括中國作家協會在內各類、各級文藝團體總人數統計而來，因為筆者所見有限，部分縣市的劇團、電影公司沒有納入統計對象，因此總人數一定超過50 萬。

 [20] 韓晗:《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分類問題》，《晉陽學刊》，2017 年第4 期。

 [2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主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下) ，北京: 新華出版社，1980 年版，第374 頁。

 [22] 佚名:《中國電影事業前途危機，膠片限制入口耗量增多來源斷絕》，《戲世界》，1947 年10 月4 日。

 [23] 郭沫若:《從典型說起》，《質文》第2 卷第1 期，1936 年8 月。

 [24] 此處系周貽白先生之子周華斌教授接受采訪時回憶所述。見石巖: 《中國戲劇缺點啥?》，《南方周末》，2005 年4月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