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們要澄明一個錯誤的成見，那就是“新中國前三十年沒有文化產業”。史實證明，在新中國前三十年中，以國家制定計劃的形式，成立了一大批遍布全國的出版社、劇團、樂隊、電影制片廠、廣播電視臺、報刊社、電影院、劇院等文化產業機構，實行了文化商品定價銷售、規范經營與利潤分配機制，從而確立了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的商品化體系，並初步建立了稿( 片) 酬制度 1。上述機構與制度與純粹免費、具有公益性質的公共文化服務如博物館、科技館有著本質的區別，當時建立的機構與確立的機制有相當一部分一直沿用至今，成為當下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主體與奠基機制。

經濟學認為，判斷是否構成產業的標準有三個，第一是否以分工協作為生產紐帶，第二是否以制度化的工業化為生產方式，第三是否屬於商品化生產與消費 2。從生產的角度看，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文化生產，當然是通過制度化的工業化來完成的 3，再從消費流通角度來看，其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產業別無二致，雖是計劃生產，但卻非免費供應，而是仍采取市場交易形式來完成文化產品的商品化消費與流通，只是我們慣常以“文化事業”稱之。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從社會主義農業國向社會主義工業國過渡的歷史階段，各門類的商品生產蓬勃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及其產業與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並進一步認為“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 4。當時中國文化產業，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一種形式。

1 1950 年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決議指出:“出版業應尊重著作權及出版權，不得有翻版、抄襲竄改等行為”。關於作者的權益，該決議指出:“稿酬辦法應在兼顧著作家、讀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則下與著作家協商決定，為尊重著作家的權益，原則上應不采取賣絕著作權的辦法。”( 見於周林、李明山主編《中國版權史研究文獻》，北京: 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 年) 當時作家稿酬極高。如劉紹棠的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一共4 萬字，獲得稿酬1800 元左右，相當於一個工人兩年的工資。為縮小收入差距，當時文化部曾有一個降低稿酬的政策，但在1959 年3 月，文化部發現“稿酬標準降低以後，有些專業的作者和翻譯工作者生活發生困難，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雖然人數不多，但也是不利於文化和學術的繁榮的”，“既要有利於作者的思想改造，又要照顧到作者適當水平的物質生活”於是又部分上調稿費。直至“文化大革命”時期，稿費制度被廢除中斷。( 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辦公廳編: 《文化工作文件資料匯編( 一) ( 1949－1959) 》，北京: 文化部辦公廳內部出版，1982 年)

2 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第2 卷) ，臺北: 麥田出版，2001 年版，第144－145 頁。

3 學界一般認為，“文化產業”一詞源自於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這一概念的延伸，即霍克海默( 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 Theodor W．Adorno) 在《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中所提及的德文“Kulturindustrie”，英文則是cultural industries，從造詞法的角度來看，這一詞組並不只指涉消費，而更多包括生產要素，即文化生產方式的工業化。關於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這一問題，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受到關註，《電影藝術》在1956 年發表蘇聯文化部第一副部長C．卡弗坦諾夫的《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任務》( 譯文) 一文時，認為“推廣先進技術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體也應包括“蘇聯文化部所屬各工業企業”。( 見C．卡弗坦諾夫:《文化工作者底迫切任務》，載於《電影藝術》，1958 年第1 期) 而導演張駿祥當時也認為，“( 電影要) 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項目之一，首先必須成為有計劃的生產事業”、“把電影的生產和發展納入到了國家的經濟計劃”並“在國民的文化需要與生產能力之間的平衡中，制定一整套生產計劃。”( 見張駿祥: 《更好地學習蘇聯，保衛社會主義的電影事業》，載於《中國電影》，1957 年第Z1 期)

4 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見於《毛澤東文集》( 第七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34－44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