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少數民族詩歌表現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詩歌創作，是一種「解符號化」的過程，可理解為現代少數民族詩歌圍繞民族成分、語言、題材三要素進行的詩歌挖掘，對應少數民族詩歌具有民族誌特征的文化「深描」。蘇珊·朗格指出:「推理符號系統——語言——能使我們認識到我們周圍事物之間的關係以及周圍事物同我們自身的關係。」

就少數民族詩歌而言，「推理」即創作、書寫、翻譯、整理，蘇珊·朗格所說的推理符號系統和語言的過程，既說明了少數民族詩歌內部民族誌詩學特征的「符號化」過程，又能夠闡釋其民族誌特征的「解符號化」過程。因而，在「文化書寫」層面對少數民族詩歌進行符號學層面的民族誌和民族誌詩學認知，既能夠較為完整、合理地呈現、還原、概觀傳統與現代形式的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特征，又能夠在現代漢語詩歌版圖中構築少數民族詩歌本體性意義和符號體系。

將少數民族詩歌置於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層面的回溯及考察，既能夠在民族誌關於民族和地方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少數民族詩歌本體性的價值譜系和話語特征，又能夠從語言、意義及符號等層面理清少數民族口傳詩歌傳統和現代書面形式的民族詩歌的歷史淵源及傳承關聯。這種歷史承續通過「借用具體民族誌文本，可以在文學和人類學之間尋找民族誌形成的過程」，以呈現20世紀末以來中國文學人類學對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探討形成的話語共識。

因而，從民族誌和民族誌詩學理論給少數民族詩歌帶來的直接性認知上看，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對民族和文化的意義屬性、社會結構分析及解釋，不僅是從民族和文化的詩性視角建構少數民族詩歌的詩學話語和特征，更建立起少數民族詩歌創作、文本及詩學話語的文化意蘊。可以說，凸顯「文化書寫」和「文化詩性」的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能夠使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的本體性詩學價值與藝術地位得到彰顯，並在一定程度上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民族文學入史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探索路徑。

顯然，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及文本的民族誌及民族誌詩學體認，在很大程度上定位了新詩百年發展歷程中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化價值和詩性本體。我們看到，由於民歌、民間長詩、神話史詩及口傳演述形式的民間詩歌(包括口頭傳承和書面文本形式的民間詩歌)早在現代詩歌出現之前就已存在，在民族和地方歷史發展過程中建立了相對系統的語言、韻律、修辭傳統及審美結構等特征。

在當下學術界注重總結與反思百年新詩發展方向的背景下，意蘊深厚、形式豐富的少數民族詩歌作為現代詩歌的「母體」和「基因庫」，最有可能建構百年新詩的創新與發展。這種創新與發展曾以20世紀50年代「古典+民歌」形式的「新民歌運動」和80年代的民族尋根思潮作為發展潮流，凸顯了少數民族詩歌在百年新詩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因而，基於少數民族詩歌的傳統與時代發展趨勢，體認作為「文化書寫」「文化詩性」建構的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的少數民族詩歌，既能夠明確其在百年新詩中的話語價值與詩學意義，也有望推動百年新詩的創新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