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誌書寫與民族誌詩學的價值及意義

20世紀末以來，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對文學和人類學轉向的探討，不僅強化了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而且在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具有的豐富史料基礎上，有力地促成了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化進程。就學術界對少數民族詩歌這一類型的認知而言，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具有的民族誌及民族誌詩學特征的認識也經歷了從口頭論述階段到學理觀照和文本論證階段的變化。

由此可見，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視角的少數民族詩歌觀照與理論回溯，既在很大程度上建構了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化價值和詩學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少數民族詩歌在中國文學史和當代詩歌史的邊緣地位和「失語」狀態。可以說，從「文化書寫」層面對少數民族詩歌進行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的體認與觀照，對建構少數民族詩歌詩體價值，消減當前學術界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經驗性、感性的民族誌和民族誌詩學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60年代，學術界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民族成分、語言、題材三要素的重視，雖然指明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本質屬性和類型特征，但由於少數民族詩歌歷來被歸為民歌、民間長詩、神話史詩及口傳演述形式的民間詩歌，這一本質屬性和文體特征的歸類使少數民族詩歌創作遭受了諸多的誤解。這種歷史認知與現實境況，不僅使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整體價值及意義無法得到應有的體認，更影響著少數民族詩歌在新詩百年歷程當中的歷史定位與價值判斷。

少數民族詩歌「是世界的實際內容; 沒有主體在表現它，卻客觀地存在著」的尷尬現狀最顯著的表現即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文學史或中國詩歌史主流著作中的「缺席」和「失語」。因而，在新世紀重構詩歌史的背景下，如何定位與建構少數民族詩歌的價值譜系就成了重要的命題和時代訴求。我們看到，凸顯某個民族和地方的人及其文化價值的民族誌書寫，對民族、地方、人及文化的價值判斷與意義探尋，呈現了少數民族詩歌在民族成分、語言、題材三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從民族誌的視角對少數民族詩歌進行「文化書寫」的價值觀照與意義提升，對建立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自信心，縮減少數民族詩歌與現代詩歌的距離，建構現代詩歌當中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價值譜系都具有重要意義。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話語既是詩歌的表現形式，也是詩歌藝術的本體特征。「『話語』在語言上指一個比語句或命題更廣泛的意義單位，在文藝批評中又可指『文本』。」民族誌也具有格爾茨所說的「解釋之解釋」的符號學特征，傳統(民間、口頭的)與現代(書面的)兩個不同階段的少數民族詩歌創作，亦是表現對民族這一「共同體」的「符號化」與「解符號化」過程。自發的少數民族民歌、民間長詩、神話史詩及口傳演述形式的民間詩歌發展，是「民族共同體」的「符號化」過程，可理解為歷史上民間形式的少數民族詩歌口頭創作或文本記錄與流傳過程，對應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具有的民族誌詩學傳統和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