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 覃才·民族誌書寫與民族誌詩學(8)

四、結語

基於民族誌田野調查是關於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觀念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寫詩(也有寫小說)的方式或直接以詩歌文本的形式來寫作田野調查報告,是西方文化詩學、人類學詩學及民族誌詩學等流派進行文學人類學探索的主要方式之一。從「文化書寫」層面來看,文化詩學和人類學詩歌一派在人類學家進行詩歌創作的基礎上,強調了文化的主體性價值; 民族誌詩學一派側重於民族口頭詩歌的翻譯實驗,即口傳文化的詩歌轉換與詩性建構。雖然形式和側重點有所差異,但他們都強調與表現了「文化書寫」和「文化詩性」的重要性及價值。

由於少數民族詩歌在本土、本民族、本文化的寫作特征,與民族誌田野調查關於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存在諸多重疊和共通性,以及中國本土的人類學家、民俗學家隊伍的形成(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詩人,如韋其麟、巴莫曲布嫫等) ,在作為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這一層面上,以民族成分、語言、題材三項基本要素為標準的現代少數民族詩歌,顯然是文學人類學的民族誌書寫(也即文化書寫),傳統的民間長詩、史詩等民間詩歌演述和翻譯,不僅是一種民族誌詩學,其具有的記錄人類起源、社會變遷的價值,使其本身就是一種厚實的民族誌。我們看到,20世紀80年代「推進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走向成熟」的少數民族文化尋根寫作潮流(屬於80年代的民族尋根思潮),即是在民族傳統文化的追認、再現及時代闡釋過程中,凸顯了「文化書寫」的書寫價值和文學史價值。現代少數民族詩歌和民間詩歌作為具有民族誌和民族誌詩學的「文化書寫」特征的創作類型,在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少數民族文學的現代發展過程中既表現了其「文化書寫」的價值和影響,同時也發揮著推進少數民族詩歌、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作用。

 

質言之,以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的理論視角,觀照與定位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創作及文本特征,既能夠生成少數民族詩歌自身的價值譜系,構築少數民族詩歌本體性的批評話語及意義符號體系,更能夠呈現少數民族詩歌在百年新詩發展歷程當中的詩學特性及文化內蘊,並在很大程度上建構百年新詩的創新與發展。

由此,基於20世紀初的民族誌理論、20 世紀70年代的民族誌詩學理論及20世紀末的文學人類學研究轉向,將少數民族詩歌的創作和文本作為一種「文化書寫」和「文化詩性」建構的本體性定位,既能夠將當前學術界對少數民族詩歌的感性論述和經驗描述慢慢上升為學理性、本體的認知和共識,更能呈現少數民族詩歌作為現代漢語詩歌重要類型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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