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泰戈爾很少采用印度的古典方式寫作，有不少作品直接是用現代英語寫成的，但是，一個由神奇悠遠的歷史、獨特厚重的宗教凝結成的民族的集體深層心理，卻深切地流瀉在他的詩篇中。東方藝術，總以它們對東方民族深層心理的叩發來面向世界的。今后一切堪稱偉大的東西方藝術都將是這樣。

在實際創作過程中，能否觸摸集體深層心理，常常成為一個藝術家和一部作品能否獲得廣泛社會感應的重要標尺。在現代，這支標尺更為有效。以我國現代作品為例，魯迅的《阿Q正傳》的巨大影響，正在於它空前地體現了一種集體深層心理，使許多中國人本能地感受劍自身心靈深處的影子。把阿Q局限在雇農階層隊伍中，或局限在辛亥革命前后，顯然是大大低估了這個作品的價值。就魯迅本意，也可能是從辛亥革命的教訓出發的，但正如榮格所說，作品大於作家，魯迅在自己的創作目的中不知不覺地溶入了自己長期體察、歷史鄭重交付的近代中國人的集體心理圖譜，因而使作品的實際重量大大超過了創作意圖。人們很可以像榮格說《浮士德》只能出自德國人歌德之手一樣，說《阿Q正傳》只能出自中國人之手，而且不妨模仿榮格的口氣說，不是魯迅創造了阿Q，是阿Q創造了魯迅。

同是魯迅的小說，《祝福》也包含著普遍性意蘊。這個作品概括了舊中國一般婦女受到的幾種最普遍的壓迫，如族權、夫權、神權的交相壓迫，同時，作品也有不少心理刻畫。但嚴格說來，它還沒有進入深潛的心理領域，因而所達到的成就無法與《阿Q正傳》相比肩。《狂人日記》觸及了深層心理領域，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較早地以一種狂放形態的潛意識的釋放來完成自身構建，早早地標志著中國現代藝術對於深層心理的進入。但是，比之於《阿Q正傳》，它的深層心理更具有時代性而較少種族性，更接近於弗洛伊德而不是榮格。

評論家趙園對現代中國文學中“高覺新型”的分析，也許是所有巴金研究中最值得重視的成果之一。高覺新這個形象，能與進入近代以來很多政界、學界的中國人的集體深層心理產生勾連，這也許正是《家》一時風靡廣大讀者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有些形象也與集體深層心理有關，例如諸葛亮這個形象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概括。三顧茅廬之時，《三國演義》只寫劉備求賢若渴之心，實際上真正在經歷著心理風暴的卻是諸葛亮。就在這幾天中，他避而不見，高臥不起，實則是從心理構架的道家出世一側，在艱難地過渡到儒家入世一側。這種世代相襲的集體深層心理既有顯意識的成分，也有潛意識的成分。例如他在“出世”之時對軍事政治局勢的深切關注，就未必是出於對哪一天“入世”的期待，而更多的是潛藏著的儒家理想在默默地發揮作用。中國封建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盡管智慧韜略遠不及諸葛亮，出世無茅廬靜舍，入世無赤壁氣概，卻也能在無意之中搜尋到深埋心底的種子。這樣一個諸葛亮，他的心理感應面和歷史概括力就超過了小說中的其他形象。

同樣的道理，如果現代藝術家要重新處置《西遊記》，就很可能不再僅僅把它當作一個神話故事。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既可能被處理成在人生行程上的四種態度，也可能把這四種態度概括成能夠統一在一個生命體上的四個構件、四種素質。當初吳承恩在創造這四個形象的時候，是不是也可能動用了自己潛意識領域的幾種組合呢？中國人對《西遊記》的莫大興趣，與這四個神怪形象都具有足夠的可體驗性有關。在我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本來就隱潛著這四種精神素質，吳承恩不自覺地把它們幻化成了四個形象，從而感應了廣大中國讀者的潛意識。

既然古代作家都有這種可能，那麽，現代作家更應該在這個領域探幽索微，創造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