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學家如果能像毛姆森那樣對歷史發生的場所及其空間關係了如指掌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成為優秀甚至偉大的歷史學家。相反，如果一個歷史學家搞不清歷史與空間或場所的關係的話，那他一定會在其研究的領域迷惑叢生，並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蘇雪林在其名著《昆侖之謎》中就揭示了這種疑惑與困境。當然， 「昆侖」問題本身因其復雜性而成了中國兩千多年學術史上的一樁懸案，因此，學者們「對此每有難於措手之感」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一般歷史敘事中的空間或場所問題，則無論如何是必須搞清楚的，因為不如此，便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

三、歷史的結構：聖地、迷宮與地圖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文學敘事還是歷史敘事，敘述者都必須面對並處理好一系列的事件：首先，必須從渾沌的「事件之海」中選擇出部分有意義的事件作為敘述的對象; 其次，必須賦予選出的事件以某種「秩序」，也就是說，必須使事件形式化或結構化。就歷史敘事而言，對歷史事件的選擇往往體現出史學家的「史識」; 而如何編排這些事件，賦予這些事件以什麽樣的結構，則除了體現出史學家的「史識」和思想，還體現出他們的寫作特色和敘事技巧。在某種意義上，如何「編排」事件顯得更為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同一件事能充當許多不同歷史故事中的一個種類不同的要素，這取決於它在其所屬的那組事件中的特定主題描述中被指定為什麽角色。國王的死在三個不同的故事中，或許是開頭、結局，抑或只是過渡性事件。在編年史中，這個事件只是作為事件系列中的一個要素存在，不起一種故事要素的作用。史學家通過將事件確定為充當故事要素的不同功能，將編年史中的事件編排到一種意義等級之中。」可見，哪怕是同一件事，在敘事結構所處的位置不同，也會影響到它的意義表達。

一般而言，史學家使歷史事件結構化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在時間維度上進行的。而按照某些史學理論家的說法，此中又有所謂的「歷史」與「編年史」之分。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一書中，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首先區分了「歷史」與「編年史」： 「歷史」是當代史，是活的歷史， 「編年史」是過去史，是死的歷史;  「歷史」主要是思想行動， 「編年史」主要是意誌行動;  「歷史」中的事件有著緊密的聯系，所以「歷史」有邏輯順序， 「編年史」中的事件則沒有聯系，所以「編年史」只有編年順序; 「歷史」有活的文獻和深刻的思想，它深入事件的核心， 「編年史」則只有抽象的詞語記錄和空洞的敘述，它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正基於此，克羅齊才得出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論斷。該論斷與英國哲學家科林伍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觀念相呼應，在20世紀以來的史學理論中影響很大。既然一切歷史都是敘述者「思想」的產物，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意識的反映，那麽說到底，歷史事實上和文學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它們都無非是把一些歷史事件編織在一起的情節化了的「故事」。而這也正是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一批後現代史學理論家對歷史的基本看法。海登·懷特認為：「編年史」和「歷史」 「都表現了材料從未被加工的歷史文獻中被選擇出來並進行排列的過程」， 「歷史領域中的要素通過按事件發生的順序排列，被組織成了編年史; 隨後編年史被組織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諸事件進一步編排到事件的`場景'或過程的各個組成部分中。通常認為，這種事件有一個可以辨別的開頭、中間和結局。這種從編年史到故事的轉變，受到了編年史中描述的一些事件的影響。它們分別依據了初始動機、終結動機，還有些依據了過渡動機……當一組特定的事件按賦予動機的方式被編碼了，提供給讀者的就是故事; 事件的編年史由此被轉變成完完全全的歷時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