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與文學》

也許誰也不能否認，這段論述是近代世界藝術觀念發展歷程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榮格把弗洛伊德所注重的個體心理擴展到種族心理，同時又把種族心理看成是代代相傳的沈澱物，這就使深層心理獲得了空間和時間上的兩度開拓，從而保證了這種深層心理的社會歷史價值。

榮格十分看重這種集體深層心理的原始發生，把它在后世的呈現看成是一種“原型”的展開。榮格為“原型”下的定義是“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普遍意象”。他認為，這些意象有可能出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腦海里，細細追索，甚至還可以與神話相聯系，與祭祀儀式相近似。

榮格的理論讓我們不得不又一次聯想到本書開頭論述藝術本性時提到過的“人心之通天”的說法。“人心”在深刻層次上與自古以來的神話和祭祀相通，那也就是與“天心”相通了。如果說，弗洛伊德的學說挖開了人心中隱潛的“自然”，從而與培根所說的定義呼應，那麽，榮格顯然大大推進了一步，把人心中的“自然”與天地間的永恒“自然”合成一體。至此，我們從一開始就探討的藝術本性，又深了一層。

黑格爾很早就提出過“普遍性意蘊”的命題，已經包含著由“自然”上升到“天心”的意味。他在《美學》中系統論述了任何創作如要企求有更大的生命力，就必須克服“歷史的外在現象的個別定性”，力求在內在意蘊上貼近絕對理念，臨照更廣闊的時空。歷史的速朽性現象不應多加流連，世界的外部情況，不必過於迷醉。黑格爾這些論述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因為庸常人眾總是目光短淺地沈迷於一些不重要的外象，尤其在藝術創作領域，流連眩目的速朽性因素的現象太泛濫了。但是，黑格爾的論述也會給我們帶來創作上的困惑。因為“普遍性意蘊”畢竟太抽象了，既不能把握它的數量，也很難把握它的內容。

對集體深層心理的開掘使我們懂得，藝術的普遍性意蘊應該在自己和同胞的心靈深處去探測。就像歌德探出個浮士德，就像尼采探出個查拉圖斯特拉，我們的心靈只有在地層深處才能發現使千萬人一起震撼的似有“天心”下頒的形象圖譜。

榮格說得好，不是德國人寫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同樣的道理，不是美國人寫不出《老人與海》和《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僅僅寫了一只海鷗，寫它如何超越同類、超越自我、超越物欲、超越共認的生理心理能力而振翅高翔，成為一只不可思議的神鷗。作者理查德·貝奇在扉頁上寫道：“獻給生活在我們大家心中的真正的海鷗喬納森。”廣大美國讀者果然就像當年爭讀《老人與海》一樣，在《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中尋求著一種既是個體的，又是集體的心理體驗。

1968年12月10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瑞典諾貝爾文學獎授獎儀式上發表講話，以日本平安時代幾位詩僧的作品，集中闡發了日本民族在審美領域的深層心理結構。這是一個聰明不過的演說辭，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川端康成的藝術之道。縱觀他的那些作品，確實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觸摸了日本民族的集體深層心理。同樣，我們也能從電影導演黑澤明身上看到對日本民族深層心理的成功體現。有人把這一切都說成是“民族風格”，顯然是把事情說小了，也說淺了。川端康成和黑洋明大量吸收了現代西方藝術的表現形態，並沒有拘泥於表層民族風格，但人們通過這些非民族的形態仍然看到了民族深層心理。有的藝術家相反，外層的“民族風格”搜集了不少，但深層精魂卻是淺薄模糊的，與川端康成和黑澤明構成了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