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女工，過去我們稱謂其為打工妹，你也曾是其中的一員。現在，你顯然已經成功地成為一個詩人，並因此而走出了這一群體。大多數打工妹的命運仍然不會有太太的改變，或者說，我們只能寄希望於現在或未來的一些改變？你對這樣的狀況如何看呢？是否還是如同你面對媒體時的話：她們找不到可以預期的未來。　

鄭：是的，這也是我跟另外一部份人寫女工立場完全不同的地方，比如有一部分人寫女工，她們會寫女工如何的辛苦卻很幸福，有的成為了老板，像《快樂的葡萄》中表達的那樣。也許可以舉一個或者更多從打工妹到企業家或者其他成功者的例子，這些成功者的勵志新聞時時出沒在我們的視野中，出沒在另外一部份人寫女工的作品中。而我卻關注大多數的普通者，她們遭遇的一切。對於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努力是如此地無力，無論他們如何地掙紮，他們的青春與生命，都會被拖入一個巨大的泥淖之中。無法改變的現實像泥淖一樣將他們的青春、夢想、希望吞噬，他們曾有過的不屈服命運的念頭，也這樣被消除掉了，他們變得平庸，服從了命運。他們的一切努力在現實面前都顯得那樣徒然無力。這種現實讓人變成了機器，不斷被物化，被命運的無力感折磨。雖然有少數的成功者作為一朵朵鮮花點綴著這個巨大的沼澤。但是面對現實的迷茫，一種內心與精神上無根性的迷茫，像浮萍一樣無法紮根。我關注的依然是階層的流動性，當農村人上升的途徑被越擠越窄，越來越艱難之時，當中國階層不斷固化，底層向上流動的力量不斷地被扭曲、壓抑，而越積越深的憤怒情緒、不滿情緒等不斷地在積聚，我感受到一種來自暗處無形的暴力不斷地在擴張，這讓我深深擔憂。是的，我希望大家有一個可以預期的未來，我依然還有這樣一種盼望。

姜：這樣，問題也就來了，對於女工自身的叩問，似乎你在這些詩里是少了些。也許，再進而對這些女工進行叩問，可能也是一種殘酷。就像有人說的，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一種殘酷。當然，女工的問題，還真沒有上升到這種關於人類文明重新認識的層面。

鄭：是的，因為這個問題我跟很多人爭吵過，比如有人埋怨女工不努力，為什麽張三成功了，李四也成功了，你還在生活的沼澤中掙紮，你應該加大對女工自身的叩問。每當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幾乎都會跟人吵架。我努力告訴他們，你們看到的是少數的成功者，我看到的是多數生活中的普通女工，比如一個女工在她工作了二十年的城市里，她應該能在哪安居樂業，她的子女應該能在她工作的城市就讀等等最基本的問題。現實中我遇到的絕大部分女工，她們的生活狀態是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每個月只休息兩到四天，她們很少失業，轉換工廠至少就是半個月的事情。她們這樣辛苦地工作了十年，有的甚至二十年了，哪怕付出如此艱辛的勞動，她們依然無法在她們工作的城市安居，她們的子女無法在她們工作了這麽久的城市里就讀，她們夫妻長期分居，她們的孩子長期得不到父母之愛，我不知道如何去叩問女工自身。成功者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都只是普通人，她們只想過正常的，有尊嚴的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努力工作就能夠安居樂業，夫妻不用長期分居，孩子不成為留守兒童，家庭不用支離破碎各居一地。但是現實中連這些基本需求都無法得到。是的，在《女工記》中我也寫了成功者，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她們永遠是那麽地少。真正代表著女工形象的是沈默的大多數，也是被工廠認為最好管理的那部分女工。正是因為她們的沈默，她們的默默無聞，所以我更關注她們的內心。那些不是默默無聞的人會有更多的關注，比如報紙雜志等，相對來說，我更願傾聽那些默默無聞者的聲音。

姜：此外，我注意到你曾講過的一句話，你的詩，哪怕就是這《女工記》，你的那些同行同事的小姐妹們，是讀不懂的。這多少有點冷幽默與疏離感了。頗像當年魯迅筆下的夏瑜，他為了清朝的百姓，而清朝的百姓卻既不懂他也不理解他，甚至抱怨他“這真是反了”。你如何看待你的詩在這些詩歌形象原型們這里的尷尬局面呢？

鄭：實際上我的回答是針對當時出版的詩集《黃麻嶺》，到了《女工記》，我詩歌中的一些人物基本上能看懂這些詩歌是寫她自己的。在這本詩集中，我采用的基本是很直白的話，我把其中的一些詩歌給她們閱讀了，我更關注的是她們的感受，而她們關注的是我這樣寫她們有什麽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詩歌被迫不斷地被詢問著，寫這些詩歌有什麽用，或者詩歌能改變什麽，我自己就不斷地遇到這個問題，但是我卻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只能笑笑。

姜：你現在的真正轉型應該是在寫出了像《純種植物》這樣的詩集。我覺得這本詩集，從語言、詩歌意象的選擇、詩思、詩學意義等角度都已經抵達到一種非常高的藝術境界。這也就是張清華教授在說及你的詩的時候，用到的一個詞：成色。你的詩歌的成色，足以使你傲視詩壇了。我覺得，這才是你的真正的轉型。

鄭：《純種植物》是我一本很重要的詩集，很高興你對它的評價，但是我不認為它是我真正的轉型，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我認為我的詩歌轉型是在2003年，當我認識了詩人發星後，我的詩歌價值觀與詩歌表達內容的轉變，是發星帶給我詩歌無限的可能性，在之前，我視野基本是沈浸在鄉愁中，他讓我認識到詩歌的豐富性，從那一年，我開始寫不同類型的詩歌，而這本《純種植物》只是延續當初無數種可能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