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姜：《魏國記》可能是你的詩中鮮見的歷史題材，但是，我還是讀出了當下的節奏，讀出了鄭小瓊的那種節奏。這里有純正的詩歌技術，借著“歷史敘事”，打通的對接的是今天的中國。這同樣是你的真正的轉型。

鄭：2005年我認識了民間先鋒詩歌團體活塞的詩人，這是一個先鋒詩歌群體，這個群體大部份人寫很長的詩歌，而我個人也寫了很多長詩，《魏國記》是那時候的作品。當時我學會了上網，通過網絡我的視野開闊了許多，我跟夢亦非、老刀、活塞群體等詩人交流詩歌技藝，跟竹青等人交流對現實、對打工群體不公的看法，我想在詩歌中完整地表達這種感受，我想到中國戰國時代的氣息，於是我想寫一系列《七國記》的長詩，《魏國記》只是其中的一首。在這首詩中我采用反諷手法，以古喻今的方式來表達我對現實的看法，實際上在這首詩之前，我寫過一首給詩人周發星的詩《內心的坡度》，在第二年寫了給詩人夢亦非的詩《恥辱》，這兩首給詩人朋友的長詩也采用了這種詩歌節奏，或借歷史，或者借與朋友們的交談，來表達我對今天的中國的看法。

姜：當然，如果回到詩歌史的語境，還是有人認為：北島、海子、汪國真、以及鄭小瓊，這幾個名字足以構成三十年來中國詩歌史敘事的不同章節，只是這些名字的象征意義是截然如此地不同：北島是文化思潮激蕩的大海中飛奔而出的“波塞冬的駿馬”；海子是生命與言語中的“短命王子”；汪國真是轉向淺薄商業時代的“並不美麗的錯誤”；而鄭小瓊，則是當下社會出現病變時的“不安的炎癥”。因為在你這十年來的寫作時期里，中國正從農業國家向世界工廠轉變，一個比農民更低級的“民工階層”出現了；而你被社會“挑中”的元素是：女性、民工、詩人、經濟發達地區。這幾個元素就已構成一部社會學著作的關鍵詞，而這些關鍵詞一個也不可以變換。這確實頗有點意味深長。並認為，你的出現，是一種必然。你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個社會符號。你不出現，會有另外一個類似於你的女詩人出現。

鄭：這是我的兄長夢亦非寫過的評論——《是誰制造了鄭小瓊》。實際上，我寫詩面對的只是自己的內心，而評論者往往會從詩歌史的語境去閱讀，有的感受可能是詩人本身沒有想過，是評論者自己觀察出來的，我倒沒有過多地想過這些。實際上我寫打工題材，只是因為我本身是打工者中的一個，我的生活遭遇了這一切，然後有人從我的詩歌中讀到各種各樣的社會符號，這種符號恰好與我的詩歌我的身份如此地重合，這是我無法避免的，它看似是必然，實際上每個時代都會有各種各樣的詩人出現。有一天我假設一下，如果另外一部分人關注到我的女性身份，然後我的女工身份，然後我詩歌中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他們的關注，或許又會構成另外的問題。

姜：但在我看來，你其實還是竭力想走出那個被制造的“鄭小瓊”的。你的非民工詩、非打工詩，也完全可以使你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詩人。這一點，可能是某些論者所無法洞見的事實。也就是說，你的非符號意義與價值，很不幸，是某些評論家沒有發現的。

鄭：我沒有想過是否要走出被制造的命運，或者別人戴在我頭上的東西，我只是在努力地表達自己的聲音。當一個詩人完成自己的作品時，會面對各種各樣的看法，當我寫作打工題材時，一部分人認為是身份影響，當我寫作非打工題材時，比如《純種植物》出版後，我則要面對相反的質疑。比如在我最初開始寫作長詩時，有人說好，也有人說不好，我時刻面臨著各種質疑，我已習慣了這種質疑，它們反而讓我更堅定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一直想說一句話，寫不寫與寫什麽、不寫什麽都應該成為作家自由的選擇。至於能不能傳播發表出版則是另外一回事。作家最需要的是做好前者。我一直對絕對化的東西保持警惕，就像我不願成為某種標本，但是卻成為別人眼里的標本。

姜：當然，我還是要問，當過去的鄭小瓊被現在的鄭小瓊取代後，你是否曾經覺得過迷茫？你是否又意識到，加諸你身上的現在的一切榮譽與徽號，是對你過去的那個階層的吆喝式的補償？而你過去所處的那個群體，其本身並無多大的質的改變：仍然身處流水線，仍然充滿著焦慮，仍然屬於底層……

鄭：當詩人與詩歌在這些年被迫加上各種意義時，我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很不幸我的詩歌就遭遇了如此的窘境，我不知道什麽是過去的鄭小瓊或者現在的鄭小瓊，實際上回過頭來看，當我遇到發星後，就決定了我的現在。但我的創作卻被打上了各種各樣的解說。實際上熟悉我詩歌的都知道，我現在出版的多部詩集都是2005年前就有影子了，它們只是我眾多方向中的一種。比如《純種植物》收錄了二十來首2007年前寫的詩歌，《女工記》我在2006年便計劃創作了。如果算上今年要出版的《玫瑰莊園》則堅持得更久一些。從詩歌意義上來說，並沒有過去的鄭小瓊與現在的鄭小瓊的區別。我是一個很笨拙的人，我只是朝著自己想表達的方向去努力。比如《七國記》，從2005年開始創作，到現在還在寫著，十年了還沒有完成。外界所謂的榮譽與徽號實際上對我影響極小。我笨拙而緩慢，對於這一切，來不及感受，它們轉眼便逝。詩歌才是我真正意義上的永恒。我無法讓詩歌去改變社會什麽。比如我寫作的《女工記》，我從來不奢望她們真的能改變這個群體的焦慮或者底層處境，詩歌沒有這麽大的力量，我只是希望自己的詩歌能表達什麽，這種表達是我自己的，有著屬於我自己的立場，這才是我所需要的清醒。

姜：說到這里，我想請你談談你的文學觀，或者，就直接地表述一下你的詩歌的理念吧！你如何看待詩？你如何看取我們當下的詩壇？在你走向詩歌這神聖的藝術殿堂的過程中，哪些詩人給了你決定性的影響？有人謂，你生於斯的故鄉是窮鄉僻壤，而成長於斯的廣東則是你的詩才大放異彩的所在。這樣的兩個世界，應該都是讓你成為一個傑出詩人的源頭。

鄭：我不太關注詩壇，包括出名的或者不出名的詩人我都不太關注，我更關注一首首具體的詩歌。如果詩歌不行，再大的詩壇與再出名的詩人又有何用。我的成長過程中遇到了詩人發星，他對我的成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他讓我認識了先鋒詩歌，也讓我找到詩歌表達的秘密，更確定了我自己的詩歌的聲音。

姜：接下來有什麽新作嗎？新作的詩歌筆觸將會伸向哪里？

鄭：我手中有太多沒有完成的計劃，比如《七國記》我已拖了很長時間了，比如散文集《南方手記》等。這兩部東西寫了差不多有十年了，我想應該盡快完成這兩個計劃/還有一個是以事件為主線的打工題材的作品，手中的計劃太多了，它們對於我來說，是舊作，也是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