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體犯罪的歷史

關於群體犯罪的歷史，我們有著詳細的記載。

在1789年7月14日，在用大炮轟斷了吊橋鐵鏈之後，暴動的民眾沖進了巴士底獄。
在監獄裏，暴動者既沒有如願以償地找到政治犯，也沒有找到傳說中殘暴貪婪的看守。

巴士底獄裏總共只有八個人，除了監獄長之外，其中有四個是假證件販子、兩個精神病患者，以及一個性變態者——此人的性傾向使得他的父母不得不把他交給巴士底獄代為看管。

監獄長的職責，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料這些病人。當暴亂者沖進來的時候，監獄長正在替一個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轉過身示意這些暴動者不要大聲喧嘩，以免刺激到病人讓他們發病。然而很快，監獄長就被這群興奮到極點的人團團圍住了，從四面八方對他拳腳相加，在飽受毆打之後，走投無路的監獄長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廚子的身上。

這個廚子之所以來到巴士底獄，主要原因是他無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做完飯出門散步，恰好遇到了人們攻打巴士底獄，於是就想要看看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熱鬧事。
立刻有人建議，將這個“試圖反抗”的監獄長吊死，或者是砍下他的頭，把他掛在馬尾巴上。

這些建議先後被否決了，只有最後一個主意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同，那就是讓這個被撞到的廚子割斷監獄長的喉嚨。

廚子來這裏並不是為了殺人，然而由於大家的意見都是如此，於是他也就相信這是一種愛國行為，甚至自以為應為殺死一個惡棍而得到一枚勛章。

就這樣，這位廚子滿懷著神聖的心情，從一旁借來一把刀，開始慢慢地割這位監獄長的脖子。但是這把武器有些鈍了，他因此沒能切動。於是他從自己的兜裏掏出來一把黑柄小刀，以他嫻熟的廚師手藝，成功地割斷了監獄長的喉嚨。

我們在前面指出的犯罪過程，清楚地反映在這個例子裏面。我們都會服從別人的慫恿，而這種慫恿會因為來自集體而變得更加強大，殺人者會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因為他得到了無數同胞的贊同，也就會很自然地產生這樣的想法。

毫無疑問，這樣的事情在法律上代表著極大的罪惡，但在心理學上，我們卻很難把它視同為犯罪。而這種事情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或許我們應當在學術領域著手，將它歸納成一種新型的犯罪心理。

由此，我們就需要對犯罪群體的特征，做一番細致的了解。


(4) 犯罪群體的特征


犯罪群體的一般特征，與我們在所有群體中看到的特征一模一樣。

它們容易受到慫恿，輕信，容易變化，容易走極端，習慣把正面或負面的感情予以誇大，表現出平時未有的道德等等。

假如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在法國歷史上留下最兇殘記錄的群體，即參與“九月慘案”的群體之中，有著全部的上述特征。

在那次慘案中，沒人確切地知道究竟是誰下達了殺掉犯人，空出監獄的命令。這個人也許是丹東，也可能是羅伯斯庇爾，然而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無論是誰下達了這樣的命令，都意味著對參與屠殺的群眾給予了強烈的慫恿。

這個殺人群體殘酷地屠殺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個典型的異質性群體。除了少數職業無賴之外，它的成員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業的手藝人。

這些靴匠、鎖匠、理發師、泥瓦匠、店員、郵差，在別人的慫恿之下，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廚子一樣，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項愛國主義任務。他們吶喊著沖進一間間辦公室，把官員與貴族當場活捉。

這些人承擔了法官和執行人的雙重角色，他們先是大義凜然地對貴族們進行審判，隨即又將他們當場殺死，卻絲毫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

這些人深信自己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親手搭起審判臺與行刑臺，與這種行動聯系在一起的是，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表現群體的率直和幼稚的正義感。

考慮到受指控的人數眾多，他們決定把貴族、僧侶、官員和王室仆役一律處死，沒有必要對他們的案件一一進行審判。

群體的偽推理能力在此又一次起到了作用，在他們看來，貴族們犯下了許多惡行，而他們又往往勾結成一股貴族勢力，因此整個貴族階層都是十惡不赦之徒。相應的，那些與貴族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僧侶、官員與王室仆役，自然也就不能予以寬宥。

這就是說，在這些傑出的愛國者眼裏，處決一個人並不需要多麼確鑿的證據來證明他有罪，只要看一下他的職業，就可證明他是罪犯。剩下的人則將根據他們的個人表現和聲譽做出判決。

就這樣，群體幼稚的良知以這種方式得到了滿足，屠殺也就可以合法地進行了，群體殘忍的本能也就隨時得到了盡情釋放。

在其他的慘案中也是一樣，群體總是會將他們殘忍的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因為這樣的事情一旦被引發開來，就很難再被平息下去。


正像群體通常的表現那樣，殘忍的本能並不妨礙他們表現出一些相反的感情，這也就是說，他們的善心常常和他們的殘忍一樣極端。

在席卷巴黎的大革命中，暴亂者對巴黎的工人們懷有深刻的理解，並以極大的同情來對待他們。

他們隨意沖進工廠，宣布工人從此得到解放，並勒令工廠主立即停工，由他親自去從事生產。當工人們對此表示反對時，暴亂者就更加兇殘地毆打工廠主與工程師，認定是他們平日的貪婪與殘酷才讓這些勤勞的工人膽怯到這種地步。

在阿巴耶地區，暴亂者攻進了一座監獄，當這幫人中的一員在得知囚犯二十四小時沒喝上水的時候，幾乎想要把獄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們為其求情，他們一定會這樣做的。

當一名囚犯被暴亂者的臨時法庭宣告無罪後，包括衛兵和劊子手在內的所有人，都興高采烈地與他擁抱，並為之瘋狂地鼓掌。然後就開始了針對貴族的大屠殺。

在這個過程中，歡快的情緒從未間斷。暴亂者與囚犯們圍在屍體旁跳舞唱歌，甚至還禮貌地為女士安排了長凳，以享觀看處死貴族之樂。而且從始至終，這種表演一直充滿著特殊的正義氣氛。

當時，阿巴耶地區的一名劊子手抱怨說，為了讓女士們看得真切，把她們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場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貴族的樂趣。

於是暴亂者又當即決定，讓受害者在兩排劊子手中間慢慢走過，讓他們用刀背砍他，以延長其受苦的時間。

在同一時間的福斯監獄，這一過程要殘酷得多，受害人被剝得精光，在半個小時裏施以淩遲的刑罰，直到每個人都看夠了以後，再由劊子手一刀切開他們的五臟六腑。

在整個過程中，劊子手並非全無顧忌，在他們身上出現了令人吃驚的紀律與道德觀念。這些受害者都是些身家顯貴的人物，身上有許多價值不菲的物品，然而暴亂者卻拒絕占有受害人的錢財和首飾，而是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放在大廳的會議桌上。

在這些人的所有行為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群體頭腦中特有的那種幼稚推理方式。

比如說，在屠殺了一千五百名“民族的敵人”之後，有人提議說，那些關著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漢的監獄，其實是在養著一些沒用的人，只是國家的累贅而已，因此不如把他們統統殺掉。

這個人補充說，這些人中間還存在著不少人民的敵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盧的寡婦，此人犯有投毒罪，並且對坐牢非常憤怒，她曾經宣稱，如果她能辦到的話，她會一把火燒掉巴黎。

在暴亂者看來，既然監獄裏關押著這樣的人，那麼其他囚犯也必定有著同樣的想法。這個說法非常令人信服，於是這些囚犯就無一例外地被處死了，其中甚至包括50名十幾歲的兒童——他們被冠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通通處決掉了。

當一周的工作結束時，所有這些殘忍的殺戮也終於停止了，劊子手們認為自己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然而他們深信自己為祖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於是竟然集體前往政府請求獎勵，其中最熱情的人甚至為自己要求授予勛章。

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歷史記載中，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類似的事實。

在巴黎建立集體公社的構想，來自於大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者巴貝夫，此人要求由集體公社掌握國有財產和被沒收的敵產，建立以農業為中心的經濟體系。

按照這樣的構想，公社成員們將街心花園中的花草樹木挖掉，將雕塑與建築夷為平地，改種上小麥與玉米，以響應農業中心的思想。

更極端的行為還在後面。在公社成員看來，財產屬於社會資源，應該歸國家所有，而性資源也屬於社會資源，那麼也就應該歸國家所有。於是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員制作了許多所謂的“許可證”，這種“許可證”的持有者，可以隨意將婦女娶為妻子。

有不計其數的婦女成為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級的小女孩。而幾乎所有的巴黎婦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個專門委員會去登記造冊，以便公社能夠對這些“公共資源”進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這場鬧劇不僅僅意味著荒唐，它同時也反映著群體的殘忍本能，因為如果被征集的婦女不能滿足許可證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絕參與革命”的罪名。在那個時代，這種身份與“人民公敵”毫無區別，而這也就意味著災禍的來臨。

也許你會認為，這樣的事情只會發生在那個蒙昧而混亂的年代，並且確信這樣的血腥不會再重染法蘭西大地。

事實上，真實的情況恰恰與此相反。早在拿破侖時代的法國，這樣的事情就曾經發生過。拿破侖帶著一群傷痕累累的老兵開進巴黎市區的時候，看到許多妓女和交際花，於是驚呼：“首都到處都是婦女。”於是他就采取措施，強行為全國的貴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驚訝地發現，群體的勢力在不斷增長，而政府的權力卻在它面前節節敗退，如果這種趨勢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還會看到許多性質相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