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首先討論，在歐洲，尤其是在中歐十六世紀初的經濟與社會情況如何；然後，再分析這種情況對生活此時期的人的人格，有什麽影響；路德與加爾文的教旨，和這些心理因素，有什麽關系；以及，這些新的宗教學說，和資本主義的精神，有什麽關系。

在中世紀社會，城市的經濟組織一直是比較靜態的。自從中世紀後期以來，手工匠已組成行會。每一個師傅有一、兩名學徒，師傅的多寡，則視社會的需要而定。雖然永遠有些人，必須辛苦賺錢，維持生活，但是，大體而言行會的會員可以確信，他們可以靠努力工作，維持生活。如果他可以做出精美的椅子、鞋、可口的面包、舒適的鞍座等等，他必可過著他這一社會地位應過的生活水準。換言之，只要他有本領，就可以靠此為生。行會禁止會員之間的強烈競爭，並且強制他們合作，若幹歷史家指出：此種工會永遠帶著壟斷精神的色彩，只想保護少數人，排斥新人。但是，多數的學者認為，雖然行會不見得是至善至美的制度，但是行會以互相合作為基礎，使其會員有一種安全感。

 一般而言，中世紀的商業是由很多很多小商人來做的。零售與批發還未分開，即使到外國做生意的人，例如“北德商人公會”（NorthGermanHanse），也專門做零售生意。到了十五世紀末，資本的積累還是很慢的，因此，若與中世紀末期的經濟情況來比較，小商人還是有相當的安全感，因為，那時候大的資本與壟斷的商業已日形重要。塔尼教授在談及中世紀城市的生活時，說：“現在是機械化的，那時候多是私人性，親密的，和直接的，那時候，根本不可能有大的組織存在。”（Tawney，“ReligionandtheRiseofCapitalism”）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個重要關鍵，這一點對了解中世紀社會個人地位是很重要的，這就是關於經濟活動的倫理看法，因為在天主教的理論中，以及普通法律中，都表示過這種看法。由於塔尼的立場是客觀的，不致使人們懷疑他企圖把中世紀世界理想化，所以，筆者引用他的話，來說明這一點。關於經濟生活的基本假說，有二：“一個是，經濟利益是受日常生活支配，第二個是，經濟行為是個人行為的一面，道德的規則便是要約束這一面，正如同也要約束個人行為的其它方面一樣。”接著，塔尼仔細地說明了中世紀對經濟活動的看法：“物質的富有是必要的；但是，物質的富有是次重要的，因為沒有物質上的財富，人不能自給，也不能助人……但是，經濟的動機是可疑的。因為經濟的動機是有力的欲望，所以人怕它們，但是，經濟的機動也不值得加以稱讚……在中世紀學說中，沒有經濟活動的余地，因為經濟活動與道德的目的無關，而且，根據一項假說，認為追求經濟利益的欲望是繼續不斷和可測量的力量，來創立一種社會科學，對中世紀的思想家而言，是非理性的和不道德，正如同認為好鬥與性本能，這些人類屬性的無限制活動，是社會哲學是前提一樣……如同聖安東尼所說的，財富是為人存在的，不是人為財富而存在的……

因此，處處有限制、約束、警告，禁止讓經濟利益幹涉重要的事務。追求維持生計所需要的財產是正當的，但是，尋求更多的財富則不是進取，而是貪婪，而貪婪則是不可饒恕的罪惡，貿易是合法的，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資源，這乃是天意。但是，這仍是一項危險的事情。一個人必須確定，他做生意乃是為了公共的利益，而且，他所得到的利益，不超過他的勞力的工資。私有財產是必要的制度，至少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裏，這是必要的。如果財物是私人的而不是共有的，人可以更努力的工作，和減少爭執。但是，這只能視作為對人性弱點的一種讓步，而不可認為其本身是可取的；在中世紀，獲得財產是有很多限制的。財產必須是合法獲得的，必須盡可能地由很多人管理，必須用來扶養窮苦的人，必須盡可能地用作公共的目的。財產的主人必須準備隨時把財產分給需要者。即使他們不是真的貧窮。”

 雖然上述的這些看法是一般而言的，而且並不是經濟生活的實在情形，但是，這些看法多少反應了中世紀社會的實際精神。

 中世紀社會的特色是工匠與商人地位的比較穩定，而此種穩定的現象在中世紀末期已逐漸地受到破壞，到了十六世紀，便完全瓦解了。在十四世紀——或甚至更早一些時候——行會之內的日漸分化已開始了，雖然曾盡一切努力，想要阻止這種分化，但是這種分化仍繼續發展下去。有些會員較其他的會員有更多的資本，並且雇用五、六名工匠，而不是一、二名工匠。不久，有些行會便只允許擁有若幹資本的人入會。其它的行會成為有力的獨占公司，試圖利用其獨占的地位，謀取利益，並且盡可能地剝削消費者。在另一方面，許多行會會員日益貧窮，不得不在其傳統的職業之外，另覓途徑賺錢；通常，他們在街旁做點小買賣。其中有很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經濟獨立與安全，而同時，他們還極力地向往經濟獨立的傳統思想。

 與行會制度的這種發展有關系的是，工匠的情狀也日益惡化。當意大利與法朗德斯（歐洲昔日的一個國家位於比利時之東及法國之北部）的工人在十三世紀便失去昔日的經濟安全時，工匠的情況還仍然是比較安全的。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工匠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確有很多工匠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當在一位師傅指導下的工匠數目增加時，想要成為師傅，就需要有更多的資本了，而且行會變得愈加的獨占與排斥，工匠的機會也就愈加地減少了。他們之日益地感到不滿，和自行設置組織，及采取罷工，甚至暴動行為，便顯示出他們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惡化。

 前面曾談到行會的日漸資本主義化的發展，這種情形在商業方面，更為明顯。當中世紀商業主要還是城市之間的生意之際，國家的與國際的商業已在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時，急速地發展著。雖然歷史對大規模商業公司何時開始發展的意見不一致，他們卻同意，在十五世紀時，商業公司已日漸地有力量，和發展成為獨占企業。他們倚仗著他們龐大的資本力量，來威脅小商人及消費者。在十五世紀時，神聖羅馬皇帝西祺蒙的改革之一便是，用立法的手段，來限制獨占公司的權力。但是，小商人的地位卻越來越不安全了；他“只有力量使訴苦的人道出苦情，卻不能有效地執行命令。”（Schapiro：“SocialReformandtheReformation，”MartinLutherandHisTimes，London，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