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電影《克萊默夫婦》在展現形態上並沒有多少現代方式，但它的情節構架卻也留下了可供人們深長思之的未知。這對夫婦令人同情地離異了，為了爭奪愛子越吵越兇，實際上也越吵越近：因為他們的情感連接點在爭奪中越來越鮮明，因此也越來越離不開了。影片臨近結束，觀眾們企盼著他們破鏡重圓，但是不能。和好如初必然矛盾如初，一部電影又要從頭再演一遍，沒完沒了。這兒又陷入“二律背反”的兩難了。妻子要獲得精神平衡必須外出參加工作，但外出參加工作又帶來了新的不平衡，要解決這種新的不平衡，只能回到老的不平衡，總之，走來走去都是自我否定；丈夫要維持這個家庭只能拼命工作，但這樣做反倒破壞了這個家庭，同樣也是自我否定。他們該怎麽辦呢？觀眾不知道，電影藝術家自己也不知道。一個赤裸裸的未知數。

交給影片一個淺薄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容易的。例如，妻子認錯了，她本不應找工作，而應該安心做家務；又如，丈夫領悟了，他不應全力參加公司工作，而應該分擔妻子的家務。但是，影片中的虛構夫妻可以這樣輕易解決，現代生活中無數夫妻都遇到了的巨大“悖論”卻被瞞騙住了，影片也就失去了價值。廣大觀眾不願意藝術家教訓他們如何做一個好丈夫、好妻子，而願意與他們一起平等地研究一個苦澀的普遍命題。這種研究，並不是為了獲取解決方案，而是要更深切地品味人生。

有人會問：把自己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拿出來交給觀眾，不是太不負責了嗎？

現代藝術家回答：把生活中並未解決的問題在藝術上輕便地解決了，不是太不負責了嗎？

有人會問：還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有什麽表現的必要呢？

現代藝術家回答：已經找到了答案的問題，有什麽表現的必要呢？

193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歇·馬丁·杜加爾成功前，他的朋友喬治·杜亞美在讀了杜加爾的小說《諦波父子》的前兩卷后，誠懇地談了一些意見，杜加爾覺得“很有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意見是：

您只是運用了十九世紀那些善良的老作家們所取得的東西，而我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對已熟悉和已經研究過的東西進行新的組合。我們小說家的任務是要在神秘的感情世界里找到新的、尚未引起作家們注意的、從未被發現的特點，換句話說，我們的任務是要用新的、意想不到的東西去豐富我們對人的尚未完全的認識……

羅歇·馬丁·杜加爾：《回憶錄》

這是對20世紀藝術的開發精神的一個集中概括。著名法國作家阿蘭·羅布格里耶也曾劃分過這種世紀性的重大差別。他說：“人們甚至可以自問：某種如一九〇〇年以前的文學修養，是否有害於他們的理解力。”他認為，20世紀的廣大歐洲讀者，即便還沒有讀過卡夫卡，也不會被巴爾紮克式的文學形式捆綁住，而是會自然地適應那些體現20世紀的世界形象和心理形象的作品。他的結論是：

在我們的周圍，世界的意義只是部分的、暫時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總是有爭議的。藝術作品又怎麽能先知先覺預先提出某種意義，而不管是什麽意義呢？……現代小說是一種探索，在探索進程中逐漸建立起自身的意義。

《新小說》

在這些現代藝術家看來，世界的意義，人生的意義，都不是某種事先的強加，而只能產生在探索的過程中。探索有結果嗎？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最大的那些未知課題與人類相始終，因此肯定不會找到答案，但卻又永遠充滿著吸引力。於是，探索、開發、發現、創造，這就是新世紀藝術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