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集體認同，既不是統計學上的平均值，也不是一種實證，而是一種對於事實的選擇性接受和傳播，主導著這種集體認同的則是中國古代潛藏不露的深層文學觀念。我們的一切接受都是在“前理解”之中進行的。這種前理解，可以使人“有所見”，也可以使人“有所蔽”。可以使人“明察秋毫”，也可以使人“不見輿薪”。文學的理解當然也不例外。[48] “詩人多薄命”暗含了豐富的內涵，它並不是對於所有詩人命運的準確總結，而是一種想必如此、理應如此的期待與想象之詞。事實並不是“詩人例愁苦”，但是按照讀者的理解卻應該這樣。而對大量“詩能達人”的現象卻視而不見，或者熟視無睹。所謂“詩人多薄命”的“宿命”，不是上天所註定的“宿命”，而是讀者所理解、所向往的必然選擇。“天意”不是別的，正是中國古人自詩騷雅怨以來世代積澱而成的基於深層價值觀念的集體認同。

 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上存在一些“集體認同”，它不是代表某個理論家、某部理論著作，而是多數人的共識，它甚至可以超越階層與身份，超越地域與時間。它不一定有系統完整的理論闡釋，更多的是想象與印象的集合體。集體認同具有某種強大的力量，它不但會使人們在大量的現象中選擇符合自己理想的事實，甚至也會改造事實，扭轉事實的指向。在文學批評上，這種集體認同會引導讀者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性考察，在這種“濾光鏡”的作用下，“詩人薄命”的現象也就非常明晰地凸現出來了，而不符合集體認同的大量事實則被遮蔽了。

集體認同的過程，已經包含了對歷史事實進行虛構和改造。比如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發憤著書”之說，認為歷史上許多名著——包括後來學術分類上的經（《周易》、《春秋》、《詩經》） 史（《國語》） 子（《呂氏春秋》） 集（《離騷》） ——都是作者遭受不幸的產物，但司馬遷所舉例證卻多與《史記》所載不符。如《太史公自序》中說：“孔子厄陳蔡，作《春秋》。”[49] 據《史記》卷47《孔子世家》，孔子作《春秋》是在“西狩見麟”之後，遠在“厄陳蔡”之後。[50]“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而《史記》卷85《呂不韋列傳》則記載：“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51] 則《呂氏春秋》明顯是在“不韋遷蜀”之前，是得志時所作。“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卷63《老莊申韓列傳》：“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蠧》、《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蠧》之書曰：‘嗟乎! 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52] 則《說難》、《孤憤》明顯是入秦之前所作，與“囚秦”毫無關系。“《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基本上也是想象之詞，至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司馬遷以上諸語，都有與《史記》相矛盾之處。作為歷史文體的《史記》，所載是更為真實的歷史； 而《太史公自序》文體上屬於子論，要表達的是作者的思想觀念，虛構和改造正是子論文體常用的修辭手法。司馬遷處於“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的語境，為了強調作者的遭遇（“厄”、“遷”、“囚”） 與寫作的關系，從而把著述的時間、地點和原因都做了改動，從而成為“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思想觀念之有力證據。[53] 而這些被改造過的史實後來又成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乃至成為後人的“前理解”。

集體認同也引導讀者對批評理論進行選擇性理解。這裏以古人對韓愈的經典理論“不平則鳴”與“窮言易好”的理解為例。

 韓愈《送孟東野序》開宗明義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54] 在文學批評研究中，人們也往往以“不平則鳴”來闡釋詩人作家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生活對於創作的積極作用，並且把它與“發憤著書”、“窮而後工”作為同一理論源流。假如把“不平則鳴”單純解釋為對於不公平事情的憤慨，則《送孟東野序》中出現了大量難以解釋甚至矛盾之處。宋代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認為，韓愈既說“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文中卻以唐虞時代的臯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為“善鳴者”，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難和“不平”扯到一起； 而且文中還說“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等等，這就更談不上“不平則鳴”了。洪邁認為韓愈所舉之例與“不平則鳴”的說法不相符。[55] 錢鍾書在《詩可以怨》一文中說：“韓愈的‘不平’和‘牢騷不平’並不相等，它不但指憤郁，也包括歡樂在內。”[56] 錢先生這個解釋是很有見地的，它糾正了以往一些對“不平”的狹隘理解。不過韓愈所說的“不平”並不限於人的感情問題，“平”是指平常、平靜、平衡、平凡等； “不平”則是指異乎尋常的狀態，既可指事物受到壓抑或推動，也可指事物處於發展變化，或充滿矛盾的狀況。總之“不平”所指甚廣，並不僅指逆境。“不平則鳴”應是指自然、社會與人生若處於不尋常的狀況之中，一定會有所表現。韓愈認為孟郊是一個“善鳴”的詩人，但不知道老天爺是讓他“鳴國家之盛”呢，還是“使自鳴其不幸”,不過不管哪種情況都不會影響孟郊的“善鳴”，所以勸他不必為處境順逆而“喜”“悲”。在這裏韓愈並不單純強調“不幸”對於詩人的作用。為什麽後來的讀者理解“不平則鳴”往往偏重於不幸、憤懣這一方面的含義呢? 這既因為孟郊本來就是一個窮苦的詩人，讓人偏向於把“不得其平”理解為像孟郊一樣由於生活的窮苦而悲憤。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人們的“前理解”所致。

 如果說,《送孟東野序》是為孟郊寫序，而孟郊的生活際遇容易讓人把“不得其平”理解為窮厄逆境，那麽，韓愈《荊潭唱和詩序》[57] 是為達官貴人的詩集寫序，但是人們仍偏向認為韓愈倡導詩歌要表現“愁思之聲”和“窮苦之言”，這也是選擇性理解的結果。按照古代“書序”的文體慣例，序文大體會對所序優秀作者與作品有所褒揚。本文也不例外。從語境來講，作為一篇詩集之序,“和平之音”“歡愉之辭”其實是為了下文“荊潭唱和詩”張目的，而且所指就是荊潭唱和詩，這是一種巧妙的修辭方式。在具體文本中，“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難”與“易”兩個字是關鍵字。在該序中，作者強調的是“和平之音”與“愁思之聲”、“歡愉之辭”與“窮苦之言”兩者在所產生的藝術效果與藝術創作上的難易，而不是兩者本身藝術價值的高下。序言的主旨恰恰是說：裴均與楊憑兩人是達官，不但喜歡詩歌，而且詩歌居然寫得“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所以更為難得，作者的目的是稱讚他們兩人“才全而能巨”，這樣理解才“得體”（文體之要）。所以林雲銘認為，本文所說的道理，“與歐陽公所謂‘詩能窮人’等語了不相涉”。[58] 但是歷來解讀《荊潭唱和詩序》大都偏向於認為，韓愈倡導詩歌應該寫“愁思之聲”和“窮苦之言”。這可以說也是一種有意義的誤讀，因為不管有意無意，它是有選擇性的。在“不平”的種種狀態之中選擇“牢騷不平”，在“和平之音”與“愁思之聲”、“歡愉之辭”與“窮苦之言”的對舉中，選擇“愁思之聲”和“窮苦之言”，這種對韓愈的解讀，實際上是集體認同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