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盛世下的憂患——中西關係視角下的康雍乾盛世(6)

在人均耕地面積上,“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在長城以內中國的整面積為1,297,999平方英裏,也即830,719,360英畝,而總人口多達333,000,000,那麼我們會發現每平方英裏將有256個人,每個人擁有土地2.5英畝。大不列顛平均每平方英裏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畝土地,或者說每個家庭可獲得12.5英畝地。因此,中國人口與英國人口比例為256比120人,稍大於二比一。英國每人可獲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國每個人可獲得的兩倍。”[13]約翰·巴羅對當時中國人口的數量估計略高於實際數字,而他對中英兩國可耕地面積的估算基本符合實情。在身體素質上,“在中國普通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皮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的確,他們天生就身體瘦小,滿面倦容,很少有人在面頰上顯出健康的紅潤。”[14]英國人從所見到的每一張中國人面孔,看出了普通中國民眾生活的貧困和身體健康的不良。根據現場的觀察,約翰·巴羅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結論:“總的來看,就中國在農業上值得稱贊之處而言,如果要我鬥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給一個中國農民足夠的土地(足夠到他和他的家人用鋤頭能夠耕種得過來的土地),他會比任何歐洲的農民更好地利用那塊土地,生產出更多的糧食。但是,倘若在中國將50或100公頃最好的土地按平均地租交給一個農民種植(按一般計算,我們的農民創造的價值是租金的三倍),那麼在支付種地需要的勞動力後,他幾乎會無法養家糊口。”[15]約翰·巴羅找出了問題的癥結,中、英農業經濟的差距和中國農民生活狀況的低下,關鍵在於中國人均土地面積的不足。[16]到18世紀末,英國農業經濟發展已為工業化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關於科技水平,明末清初西學在士大夫中最受歡迎者為輿地、天文、數學,這實際上也是中國士大夫認可自身在這些學科比較薄弱、急需彌補缺陷的領域。據統計,明清耶穌會士著譯涉及的學科相當廣泛,除傳教和漢學類的書籍外,天文、數學、地理、輿地方面的著譯所占比重較大。[17]其中在輿地學方面,“利瑪竇之《萬國輿圖》、南懷仁之《坤輿全圖》、白進等所著之《皇輿全覽圖》,以及《乾坤體義》(利瑪竇著)、《職方外紀》(艾儒略著)、《坤輿圖說》(南懷仁著)等書,允為最著者也”。[18]耶穌會士的這些著作在中土產生了積極影響,柳詒征先生曾如是評價:“元、明間人猶未泯究心於地理,至利瑪竇等來,而後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尤有功於吾國焉。”[19]

[13](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第429—430頁。據中國學者比較可靠的統計,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人口數量為:313,000,110。參見葛劍雄著《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頁。乾隆年間的可耕地面積約為人口的四倍,即12億畝,人均耕地面積每人4畝,參見鄭正、馬力、王興平:《清朝的真實耕地面積》,載《江海學刊》1998年第4期。

[14](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第411—412頁。

[15](英)約翰·巴羅著、李國慶、歐陽少春譯:《我看乾隆盛世》,第424頁。

[16]有關18世紀中、英農民的比較,中文文獻可參看徐浩:《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該書對18世紀中英農民與農村經濟、農村生產關係、農村商品經濟、農民生產生活、農民反抗鬥爭作了詳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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