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便出現了理性與非理性的微妙關系。向未知領域探索的熱忱和可能，都是人類發展至今所積聚的理性能力的產物，因此，是理性能力帶來了非理性現象。人類理性的最高貴品格就在於它的永不止息的開發性，那麽，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非理性現象正是對人類理性能力的側面驗證。

現代藝術向未知領域的探索精神，與那種以驗證常識為樂的文藝追求形成了明顯的對照。常識，是人們普遍掌握的道理。不管到什麽時候，藝術總難免要承擔普及某些社會常識的任務，因為社會上總會出現大量違背常識的現象，人們需要通過譴責和糾正來獲得作為一個正常的社會角色的自我確認。因此，那種以情節和形象來驗證某種社會常識的文藝作品，如果寫得好，也可以獲得某種正面評價。但是，無可否認，這種作品的精神能量極其有限。一切精神能量的大發揮，總是產生在裂變和爆炸之中，總是產生在對常規空間的伸拓和突破之中，總是產生在對未曾知曉的領域的挺進之中。

有的時候，人們又試圖用文藝作品來表現“真理”。在真理受到玷汙的時代，藝術家和理論家呼籲讓藝術皈附真理，是一種正義行動，是人類藝術史上反復出現的一個悲壯課題。但是，以現代藝術觀念來看，真理不是一種僵死的條文，而是一條生生不息的長河。藝術不應追隨在早已發現的真理后面一味進行重復闡述，而應該置身於發現生活中一切奧秘的前沿，不管這種奧秘算不算真理。

我們不妨以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來說明這一問題。

科學家伽利略的故事，可以從多方面引申出意義來，其中最接近真理的是地球繞日說。伽利略為此而奮斗終生，為此而受盡迫害，那麽，我們能不能用藝術來表現這一常識性的真理呢？一想就明白，不管用什麽方式，這種表現常識性真理的作品就像科普展覽會中的教學性節目，不可能產生什麽精神力量和藝術力量。

比這個公認的真理輻射小一點的，是一些社會性的真理，例如：科學必將戰勝迷信，中世紀式的教會是虐殺科學的罪人，科學家要有揭示真相的勇氣……這些道理都不錯，把這些道理中的任何一條作為主題，是許多藝術家的創作習慣。然而，這種做法，仍然與現代藝術家的追求大異其趣。

藝術作品的誕生，並不是僅僅為了替公認正確的道理增添一個例子，而應該用藝術自身的方式，在公認正確的道理的外面、反面，或邊緣地帶，發現新的道理。新的道理的發現，必然會構成對原有道理的某些“不敬”，因為一種新的道理對原有道理如果沒有逆向伸拓而只有順向伸拓，嚴格說來不能稱之為新。

於是，布萊希特沒有去闡揚這些人所共知的正確道理，而是在這些道理的邊緣和旁側尋找到了一些復雜的難題。例如，伽利略明明在望遠鏡里證實了哥白尼的理論，但他還是在教會的刑具前屈服了，公開宣布自己的“謬誤”，這一宣布，給歐洲科學事業帶來了長久的阻礙。然而，他的屈服和怯懦難道毫無可取之處麽？人們早就發現，如果他當初在教廷英勇赴死，那麽，人類將會失去他的后期著作。他的后期著作的成就似乎能使人們原諒他當初的屈服，甚至承認“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很可能是一條曲線而不是直線”，但又有人提出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