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民族獨立的熱情如此強大，難以用反動的方式摧毀。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維也納會議的反動措施。緊隨其後的是希臘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許多歐洲弱小民族，為19世紀譜寫了許多獨立戰爭的篇章。

民族情感

假設我們說，“如果維也納會議采取了這樣那樣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樣這樣的措施，那19世紀的歐洲歷史就會是另一個樣子。”也許吧，但這樣說是毫無意義的。要知道，參加維也納會議的是一群剛剛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對過去20年的恐怖與持續不斷的戰亂記憶猶新的人們。他們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確保歐洲的“和平與穩定”，他們認為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們是我們所說的“反動人士”。他們真心認為人民大眾是管理不好自己的。

他們朝著一個似乎最能保證歐洲長治久安的方向，重新安排了歐洲地圖。雖然他們最終失敗了，但並非出於任何有惡意的用心。總的說來，他們都屬於舊式外交學校畢業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時代和平安寧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著重回“過去的好時光”。可他們沒有意識到，許多革命思想已經在歐洲人民心中牢牢地紮下根來。這是一個不幸，但還算不上罪惡。不過法國革命將一件事情不僅教給了歐洲，同時也教給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擁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拿破侖從未敬畏過任何事，也沒有尊重過任何人。所以在對待民族感情和愛國熱忱方面，他顯得極端地冷酷無情。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將領卻宣揚過一種新信條——“民族並不受政治區劃的限制，與圓顱骨或闊鼻梁也沒多大關系。民族是一種發自內心和靈魂的感情。”因此當他們向法國兒童宣講法蘭西的偉大時，他們也鼓勵西班牙人、荷蘭人、意大利人做同樣的事情。不久之後，這些盧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優越天性的人們便開始向過去挖掘，穿過封建城堡的廢墟，發現他們偉大種族最久遠的屍骨。而他們則自愧為這些偉大祖先的孱弱子孫。

19世紀上半期是一個考古發現的偉大時代。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都忙著出版中世紀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紀初期的編年史。在每一個國家，歷史發現的結果往往都引發出一陣陣對古老祖國的新生的自豪感。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於對歷史事實的錯誤解釋。不過在現實政治中，事實的真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願不願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數國家，國王和人民都堅信其偉大祖先的至高榮耀。

可維也納會議無視人們的情感。大人物們以幾個王朝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重新劃分了歐洲版圖，並且將“民族感情”與其它危險的“法國革命教義”一道，統統列入了禁書目錄。

不過歷史對於所有會議都一視同仁地予以無情嘲弄。出於某種原因（它可能是一條歷史法則，但至今仍未引起歷史學家的足夠重視），“民族”對於人類社會的穩步發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阻擋這股潮流的嘗試，最終都將像梅特涅試圖阻止人們自由思考一樣，以慘敗收場。

南美革命和門羅宣言

有意思的是，民族獨立的大火是從遠離歐洲的南美開始點燃的。在漫長的拿破侖戰爭期間，西班牙人無暇他顧，南美大陸的西屬殖民地經歷了一段相對獨立的時期。當西班牙國王淪為拿破侖的階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於他，而拒絕承認1808年被其兄任命為西班牙新國王的約瑟夫·波拿巴。

事實上，唯一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發生劇烈動蕩的南美殖民地是哥倫布首航到達的海地島。1791年，出於一陣突發的博愛與兄弟之情，法國國民公會宣布給予海地的黑人兄弟此前只為他們的白種主人享有的一切權利。可他們的後悔與他們的沖動來得一樣快。法國人很快又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諾，這導致了海地黑人領袖杜桑維爾與拿破侖的內弟勒克萊爾將軍之間多年的殘酷戰爭。1801年，杜桑維爾應邀和勒克萊爾見面，商討議和條件。法國人鄭重向他保證，決不利用和談的機會加害他。杜桑維爾相信了白人，結果被帶上一艘法國軍艦，不久便死於一所法國的監獄。可海地黑人最終贏得了獨立，並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國。這樣，當第一位偉大的南美愛國者試圖將自己的國家從西班牙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海地黑人給予了他極大的幫助。

西蒙·玻利瓦爾1783年生於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大革命時代，他到訪過巴黎，親眼目睹了當時革命政府的運作狀況。在美國逗留一段時間後，玻利瓦爾返回家鄉。當時，委內瑞拉人民對母國西班牙的不滿情緒正如野火般蔓延，爭取民族獨立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1811年，委內瑞拉正式宣布脫離西班牙獨立，玻利瓦爾也成為革命將領之一。不到兩個月，起義失敗了，玻利瓦爾不得不出逃他鄉。

在接下來的5年里，玻利瓦爾獨力領導著這項岌岌可岌岌可危、似乎注定無法成功的事業。他將自己的全部財產捐獻給革命。不過，若非得到海地總統的大力支持，他的最後一次遠征是 不可能獲得勝利的。從委內瑞拉，爭取獨立的起義烈火迅速蔓延到整個南美大陸，使西班牙殖民者疲於應付。很顯然，西班牙是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將所有反叛一一鎮壓的，必須緊急救助於神聖同盟。

這一形勢使英國深感擔憂。如今，英格蘭船隊已取代荷蘭人，成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運商。他們正急切期盼著從南美人的獨立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國人希望美國出面干涉神聖同盟的行動。可是美國參議院並沒有這樣的計劃，就是在眾議院里，也有許多人不讚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務。

正在此時，英國內閣發生人事變動。輝格黨被踢出局，由托利黨人上台組閣。精明干練、善使外交手腕的喬治·坎寧擔任了國務大臣。他發出暗示，如果美國政府願意出面反對“神聖同盟”鎮壓西屬南美殖民地起義的計劃，那麽英國將非常樂於以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支援美國。這樣，在1823年12月2日，門羅總統對國會發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國將把神聖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擴張企圖，視為對自身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他還進一步警告說，“美國政府將把神聖同盟這樣的舉動看作是對美國不友好行為的具體表現”。四周以後，英國報章刊載了“門羅主義”的全文，這就迫使神聖同盟的成員們在幫助西班牙與得罪美國之間做出抉擇。

梅特涅退縮了。從個人來說，他倒很樂意冒觸怒美國的危險（自1812年失敗的美英戰爭後，美國的陸海軍一直不被重視），不過坎寧滿含威脅的態度以及歐洲大陸自身存在的麻煩使他不得不謹慎從事。於是，擬議中的遠征被無限期擱置了，南美及墨西哥最終獲得了獨立。

拜倫的希臘

至於在歐洲大陸，騷動來得迅猛而激烈。1820年，神聖同盟派遣法國軍隊進入西班牙，充當和平警察的角色。不久之後，當意大利“燒炭黨”（由燒炭工人組織的秘密會社）為統一的意大利大做宣傳，並最終發動了一場反抗那不勒斯統治者斐迪南的起義時，奧地利軍隊又被派駐意大利，執行同樣的“和平”使命。

俄羅斯也傳來了壞消息。亞歷山大沙皇的去世引發了聖彼得堡的一場革命。因為起義發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稱為“十二月黨人起義”。這場短暫的流血鬥爭最後導致大批優秀的俄羅斯愛國者被絞殺或流放西伯利亞。他們只不過不滿於亞歷山大晚年的反動統治，希望在俄羅斯建立一個立憲政府。

更糟糕的情況接踵而至。在艾刻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萊巴赫，最後在維羅納，梅特涅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試圖得到歐洲各宮廷繼續支持其政策的保證。各國的代表們一如既往地準時到達這些風景宜人的海濱勝地（它們是奧地利首相度夏避暑的常地），共商“穩定”歐洲的大計。他們一如既往地承諾全力鎮壓起義，可每個人對能夠取得成功都心中沒底。人民的情緒開始變得越來越騷動不寧，尤其是在法國，國王的處境發發可危。

不過，真正的麻煩是從巴爾干半島開始的，這里自古以來就是蠻族人侵西歐的門戶。起義最先發生在摩爾達維亞。該地原為古羅馬達契亞行省，於公元3世紀脫離了帝國。從那時開始，摩爾達維亞就成了一塊如阿特蘭蒂斯洲（傳說大西洋中一塊沈沒的大陸）一般的“失落的國土”。當地人民仍舊講古羅馬語言，自命羅馬人，將他們的國家也稱為羅馬尼亞。1821年，一位年輕的希臘人亞歷山大·易普息蘭梯王子發動了一場反抗土耳其人的起義。他告訴自己的追隨者，俄國會支持他們的鬥爭。不過梅特涅的特急信使不久便風塵仆仆地奔行於前往聖彼得堡的大道，為俄羅斯統治者捎去了首相先生的信息。沙皇完全為奧地利人關於維護“和平與穩定”的觀點所說服，最終拒絕對羅馬尼亞人施以援手。易普息蘭梯被迫逃亡奧地利，淪為奧地利監獄的囚徒達7年之久。

在1821這個多事之秋，希臘也發生了針對土耳其人的暴亂。從1815年開始，一個秘密的希臘愛國者團體便一直在籌備起義。他們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亞（古伯羅奔尼撒）扯起獨立大旗，將當地的土耳其駐軍驅逐了出去。土耳其人以慣常的方式進行報覆。他們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大主教，並在1821年覆活節那天，將這位許多希臘和俄羅斯人心目中的教皇處以絞刑。被同時處死的還有多位東正教主教。為以牙還牙，希臘人屠殺了摩里亞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而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襲擊了希俄斯島，殺死2．5萬名東正教徒，並將4．5萬人賣到亞洲與埃及去作奴隸。

希臘人向歐洲各國宮廷發出了求援的呼聲。可梅特涅卻大說希臘人的壞話，稱他們是“自食其果”（我並非使用雙關語，而是直接引用首相殿下對俄國沙皇所說的話，“暴亂的烈火應該任其在文明的範圍外自生自滅”）。歐洲通往希臘的邊界被關閉，阻止各國的志願者前往援救為自由而戰的希臘人民。應土耳其的要求，一支埃及部隊登陸摩里亞。不久之後，土耳其的旗幟又飄揚在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的上空。埃及軍隊以“土耳其方式”維持著當地的治安，而梅特涅密切注視著局勢地發展，靜待這一“擾亂歐洲和平的舉動”變成陳年往事的那一天。

可英國人又一次打亂了梅特涅的如意算盤。英格蘭最偉大之處並不在於它龐大的殖民地、它令人羨慕的財富或者它天下無敵的海軍，而是它為數眾多的獨立市民以及他們心中暗藏的英雄主義情結。英國人向來遵紀守法，因為他們懂得尊重他人的權利是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區別的標志。不過，他們卻不承認別人有權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們認為在某件事情上政府做錯了，他們便毫不猶豫

地站出來，大聲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他們所指責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的自由表達的權力，並會全力保護他們免遭大眾的迫害。自蘇格拉底時代開始，大眾便喜歡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氣上超越他們的傑出個人。只要世界上存在著某項正義的事業，無論相距多遙遠，無論多勢單力孤，總會有一群英國人成為這項事業的熱切支持者。總的來說，英國人民與生活在其他國家的人民沒什麽兩樣。他們緊盯手邊的事務，為日常生計忙個不停，很少將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不切實際的“娛樂性冒險”上。不過對那些敢於拋下一切去為亞洲或非洲的卑賤人民而戰的“古怪”鄰居，他們卻會抱以相當的敬慕。若這個鄰居不幸戰死異鄉，他們會為他舉行莊嚴盛大的葬禮，並以他為榜樣教育自己的孩子們勇氣與騎士精神的真諦。

甚至神聖同盟無所不在的密探也動搖不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824年，偉大的拜倫勳爵揚起帆船的風帆，駛往南方去援助希臘人民。這位年輕的英國富家子弟曾以自己的詩歌打動過全歐洲的男男女女，使他們一掬同情的熱淚。三個月後，消息傳遍全歐洲：他們的英雄死在了邁索隆吉這最後一塊希臘營地。詩人英雄式的死亡喚醒了歐洲人的激情與想象力。在所有歐洲國家，人們都自發成立了援助希臘人的團體。美國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國為希臘人的事業四處奔走呼籲。巴伐利亞國王派遣了數百名官兵去希臘。錢物和補給源源不斷地運到邁索隆吉，支援正在那里挨餓的起義者。

在英國，約翰·坎寧挫敗神聖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圖後，當上了英國首相。現在，他看到了打擊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機。英國與俄羅斯的艦隊早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繼續壓制人民支援希臘起義者的熱情，派出了軍艦。法國自十字軍東征後便一直自詡為基督教信仰的捍衛者，它的艦隊也不甘落後地出現在希臘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國的軍艦襲擊了納瓦里諾灣的土耳其艦隊，將之徹底摧毀。在歐洲，從來沒有哪場戰役的消息受到過如此熱烈的公眾歡迎。西歐和俄國人民在國內深受壓抑的自由渴望，通過在想象中參與希臘人民的起義事業，得到了極大的安慰。1829年，希臘和
歐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希臘正式宣布獨立，而梅特涅反動的“穩定”政策又一次破產了。

如果我試圖在短短一章里向你們詳述發生在各國的民族獨立鬥爭，這肯定是不可能的。關於這一主題，已經出版過大量優秀的書籍。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來描述希臘人民的起義，因為面對維也納會議苦心經營來的“維持歐洲穩定”的反動陣營，它是第一次成功的突防。雖然壓迫的堡壘依然存在，雖然梅特涅等人還在繼續發號施令，但終結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還得第18年

在法國，波旁王朝完全無視文明戰爭理應遵循的規則和法律，大力推行著令人窒息的警察統治。乍看上去，這套體系幾乎達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當路易十八於1824年去世時，可憐的法國人民已經飽受了9年“和平生活”的折磨。事實證明，屈辱的“和平”甚至比帝國時代的10年戰爭還要悲慘。現在路易消失了，繼位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所屬的著名的波旁家族，他們盡管不學無術，可記仇心卻大得出奇。路易永遠記得他兄弟被送上斷頭台的消息傳到哈姆的那天早晨，他既恐懼又悲憤。這一幕一直索繞在他的記憶里，時時提醒他：一個不能認清形勢的君主會遭到如何下場。可查理卻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在未滿20歲時就已欠下5000萬巨債的花花公子，不僅記不住任何教訓，而且最終也不打算有所長進。當他一接替哥哥做了法國國王，他迅速建立起一個“為教士所治、為教士所有、為教士所享”的新政府（這一評論是由並非激進自由主義者的惠靈頓公爵做出的，查理的胡作非為可見一斑）。可以說，他的統治方式甚至使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厭惡。當查理試圖壓制敢於批評政府的

自由派報紙，並解散了支持新聞界的國會時，他的日子已經所剩無幾了。

1830年7月27日夜，巴黎爆發了一場革命。同月30日，國王逃往海岸，乘船去英國。一出“15年的著名鬧劇”就以這樣狼狽的方式草草收場了。波旁家族從此被徹底趕下了法國王位。他們的愚蠢實在無可救藥。此時，法國本可重新建立一個共和制政府，但這樣的行動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歐洲的形勢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一簇反叛的火花越出法國邊境，點燃了另一個充滿民族矛盾的火藥桶。維也納會議強行將荷蘭與比利時合並，可這個新尼德蘭王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大敗筆。比利時人與荷蘭人少有共同之處，他們的國王奧蘭治的威廉（“沈默者威廉”的一個叔叔的後裔）雖然也算個工作刻苦、為政勤奮的統治者，可他太缺乏必要的策略與靈活性，不能使兩個心懷怨意的民族和睦相處。法國爆發革命後，大批逃難的天主教士湧入比利時，身為新教徒的威廉無論想做點什麽來緩解局勢，都會立即被眾多激憤的臣民指為“爭取天主教自由”的新一次企圖，受到眾口同聲的攔阻。8月25日，布魯塞爾爆發了反對荷蘭當局的群眾暴動。兩個月後，比利時正式宣布獨立，推舉維多利亞女王的舅舅，即科堡的利奧波德為他們的新國王。兩個本不該合在一起的國家就此分道揚鍵。不過自此之後，它們倒能像體面的鄰居一樣，彼此和睦相處。

在那個年代，歐洲只有幾條里程不長的鐵路，消息的傳播還很緩慢。不過當法國和比利時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到達波蘭，立刻引發了波蘭人與他們的俄國統治者之間的激烈摩擦，並最終導致了一場可怕的戰爭。一年之後，戰爭以俄國人的徹底勝利而告終。他們以臭名昭著的俄國方式，“重建了維斯圖拉河沿岸地區的秩序”。尼古拉一世於1825年繼任他的哥哥亞歷山大成為俄國沙皇，他堅信自己的家族擁有統治波蘭的神聖權利。成千上萬逃到西歐的波蘭難民以親身的磨難證明了，神聖同盟的“兄弟之情”在神聖沙皇那里不只是一紙空文。

意大利同樣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帕爾馬女公爵瑪麗·路易絲曾經是拿破侖的妻子，不過當滑鐵盧戰敗之後，她離棄了他。在一陣突發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趕出了自己的國家。而在教皇國，情緒激昂的人民嘗試建立一個共和國。可當奧地利軍隊開進了羅馬城後，一切依然照舊。梅特涅繼續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一一普拉茨宮，秘密警察重返工作崗位，“和平”被緊緊地維護著。又過了18年後，人們才再度發動了一場更為成功的革命，徹底將歐洲從維也納會議的可惡遺產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