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格要完成自己的垂死角色，並在死亡之前三天完成了這件事。三天後， 她神志不清了，時而清醒，時而迷糊。佩格要完成自己的垂死角色，並在死亡之前三天完成了這件事。三天後， 她神志不清了，時而清醒，時而迷糊。

我對她的最後記憶是，她最後一次鋼琴演奏會接近尾聲的時刻。她把亨特從人群中叫到一邊，給了亨特一本音樂書讓她保存，然後用手臂摟著亨特的肩。“你很特別。” 她輕聲對亨特耳語說。她希望亨特永遠記著這一點。

和父親最後的對話 

最後，是時候交代一下我父親的故事的結局了。雖然做了所有的準備，雖然自認為懂得許多，但我們還是沒有準備好。自從初春他接受善終服務以來，他好像到達了一個新的、不完美但是還可以把握的穩定狀態。靠著我母親、她請來的各種助手及他自己鋼鐵般的毅力，他過上了數周的好日子。

的確，每一天都有其痛苦和屈辱。他每天都要使用灌腸劑，會把床弄。 他說鎮痛藥使他的頭“迷糊”“混亂”“沈重”，他對此非常討厭。他不想“被鎮靜”，他希望能夠見人、跟人進行交流。然而，疼痛畢竟是更糟糕的事。

一旦減少用藥劑量，他的頭就痛得厲害，脖子和背也會刺痛。受到疼痛困擾的時候，疼痛就是他的整個世界。他不斷胡亂擺弄鎮痛藥，盡力想要找出既不讓他覺得痛，又不讓他頭腦混亂的搭配——他希望感覺正常，像身體沒垮的時候那樣。但是，無論他用什麽藥、無論嘗試任何劑量，正常都是遙不可及的狀態。然而，夠好的狀態還是可能達到的。

在整個春天和初夏，他都還能舉辦晚宴，並坐在首座主持。他為印度的大學制訂了新樓修建計劃。盡管難以控制他無力的手，他每天還是發出十多封郵件。他和我母親幾乎每天晚上一起看電影，為諾瓦克·德約科維奇經過兩周奮鬥在溫布爾登獲勝而歡呼。


我妹妹把新男友帶回了家，覺得他可能是“那個人”——他們後來真的結婚了，我父親為此高興極了。每一天，他都會發現一些值得為之而活的時刻。幾周變成了幾個月，似乎他可以將這種狀態一直維持下去。如今回想起來，當時其實是有征兆表明他不會維持很長時間的。他的體重持續下降，他需要的鎮痛藥劑量不斷增加。

8月的頭幾天，我收到他發給我的一系列亂碼郵件。通電話的時候，他的語速慢了，句子之間有長長的停頓。他解釋說他有時候覺得糊塗，交流出現了困難。他說他的郵件沒有意義，雖然剛開始寫的時候他覺得有。他的世界的大門正在緩緩合上。

8月6日早上8點鐘，我母親驚慌失措地給我來電話，說：“他沒醒來。”他有呼吸，但是她喚不醒他。我們以為是藥物的原因。我母親解釋說，頭天晚上，他堅持要吃一整片丁丙諾啡（這是一種麻醉藥片），而不像過去，只吃半片。她勸他半天，最後他都發火了。他說，他不想痛。現在，他醒不過來了。作為曾經的一名醫生，我母親檢查了他的瞳孔，瞳孔顯示出麻藥過量的特征。我們決定等待，等麻藥過效。

三個小時後，她又給我打電話。她叫了救護車，而不是善終服務機構。“他臉色都泛青了，阿圖。”當時她在醫院急診室。“他血壓50，還沒有蘇醒，血氧水平很低。”醫生給他用了納洛酮，這是一種糾正麻藥的藥，如果他是麻藥過量，那麽，這種藥可以讓他蘇醒，但是他沒有反應。胸部X光片顯示他右肺肺炎。

他們給他戴上面罩，輸100%的氧氣、抗生素和液體。但是他的氧飽和度升不到70%以上——達不到活命的水平。我母親說，現在醫生問要不要給他插管、靜脈滴注維持血壓、轉到ICU。她不知道該怎麽辦。